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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日捧尺牍寄长怀——怀夏衍公  

2015-01-01 21:28:47|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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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捧尺牍寄长怀——怀夏衍公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1月01日06:09 陈 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12年的时间里,我和夏衍有过多次面对面的交流,夏公也留下了12封亲笔书写的信简。

  1980年冬的一天,为着“夏衍研究资料”的整理,我随会林、绍武伉俪在北京朝阳门内北小街夏公寓所第一次见到了夏衍。那天夏公像是正赶校一篇长文,手头有事,跟我们的交谈就有点分心,但留下了“有问题来找我”的许诺。第二年,夏衍来杭州为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颁奖典礼前,我专程去夏公下榻的新新饭店拜访,向他讨教资料编选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问题。这期间和之后,我一面从省博物馆仓库找到了载有夏衍处女作的《浙江新潮》和《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刊》,一面也相继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两篇研究夏衍的论文,其中一篇是论夏衍剧作的艺术风格,另一篇是重评《芳草天涯》,想必引起了夏衍的注意。1982年4月中旬,夏衍趁参加“上海发展战略研讨会”之际来杭小住,一个清晨,他亲自致电杭州大学中文系,约我去他住的饭店面谈。这次谈了一上午,次日亦然。自此以后一直到1992年,夏公每次来杭州,我都会去见他,向他探问、求教,听他聊他的早年生活、他的左联经历和抗战风云岁月……这些回忆,已然传递出构思中的《懒寻旧梦录》的诸多信息。12封信也是这段时间写下的。

  夏公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但他留下的12封书简,却一直是我的珍藏。每每翻检这些书简,夏公远去的身影就渐渐明晰起来,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人格风范,透过这些文字立在我面前。

  夏衍的斯文

  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的,首先是夏衍的“斯文”,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气质和风度。

  12封信札稍加整理,就会发现,在信函应有的礼节之外,夏衍那种热情、诚恳、厚道、善良的心性也在文字里展露无遗。因曾陪夏公之女回严家弄省亲,夏公信中就诚恳表示“承多方照料,甚感”(1982年5月12日函),“别后甚念”(1982年8月12日函);回信迟了,他告诉我因为“到朝鲜去了”(1982年9月15日函);拍了照片,特意洗好寄来,“以留念”(1982年6月12日、18日函);搬新家了,也来函“敬告”(1986年9月24日函);讲话稿整理后寄回,因“忘了交待寄‘航挂’”,“怕迟了害您等”,还专门追寄一信“特告”(1986年9月18日函)。要知道,这段时间,夏衍身兼文化部、文联、电影家协会等多部门的顾问或主席等要职,而且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作为长辈,作为领导,面对一个无名小辈,他完全可以敷衍、搪塞、做做表面文章,但夏衍不是,字里行间都是想人所想,急人所急,都是自然、真诚、不做作。

  言为心声,此话最真。1986年秋,浙江人民出版社约夏衍写《浙江文化丛书》总序,编辑部征得夏衍同意后,我代他草拟一稿,就当时学术界议论纷纷的创新与传统问题,他在信中表示,希望“经过平心静气的争鸣”,“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1986年12月3日函)。“平心静气”,这就是夏衍,经历过文坛的风风雨雨,自己也饱受损目折肢之痛的夏衍追求的一种境界。对过去的错和恶,他不抱怨;对今天的对和善,他真心感激。记得夏衍在病情遽然转危之际,身边的人急着要“叫医生”,他还特意喊住她,“不要叫,要说‘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夏衍想到的仍然是尊重别人,善待自己周遭每一位普普通通的人。这里包含了多少斯文和风仪!《论语·子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斯文,无疑是长期修为滋养的一种内在气质。这种气质在任何场合绽放,都是让人敬崇的。就像我手里每一封短小的信函上,夏衍写下的,也都是满满的斯文,读着让人温暖,让人无限感怀。

  夏衍的严谨

  夏衍的一丝不苟、严谨认真是出了名的,在与夏公的交往过程中,尤其手边的12封书信里,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

  因为1933年一篇署名“罗浮”(夏衍曾用笔名)的评茅盾小说《春蚕》的文章(发表于北方左联《文艺月报》),1981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前,我在新新饭店向夏衍讨教,结果得到了认真的回答:“我用过‘罗浮’的化名,但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因为《忆江南》一文中赞赏的抗战期间在杭嘉湖一带与日军周旋的双枪黄八妹,也是解放军渡江南下后率部顽抗的国民党浙江绥靖第一团团长,我在信中征求是否删改,夏公的回答是“原文还是照旧为好,必要时可以加个注释”(1982年5月12日函)。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夏衍竟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和判断,而且不掠美、不菲薄,尊重历史,坚持原则,委实令人生敬。后来这样的求证还有好多次,最集中的是1982年7月,因为《新闻研究资料》上发表的《〈新华副刊〉探索》一文称夏衍专门在《新华日报》“以‘H’笔名主办‘新事物’专栏”,介绍外国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我专门查核了1945年7月至11月《新华日报》以“H”笔名发表的文章,抄出目录(47篇),连同其他需要核定的篇目(12篇),一并寄夏衍求证,夏公当即在抄件上作了批注,明明白白指出哪些是自己写的,哪些不是,还申明他所写的,“有的是杂文,有的是政论”(1984年7月9日函),不仅解决了棘手的历史悬疑,也让我们看到了夏公严谨求实、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精神。

  1986年初夏,在参加母校浙江大学90周年校庆期间,夏衍应当时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之邀,于5月19日下午到杭大中文系与部分师生座谈文科建设问题,夏公在会上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畅谈和交流。事后,我将记录整理稿发夏公过目。没想,寄回的记录稿上是大篇幅频密的红笔字迹,而且前几页都由87岁高龄、眼睛几近失明的夏公逐字逐句亲自修改,后面几页才为秘书林缦根据老人家口授记录,全稿几乎重写了一遍。夏衍在信中对“重新改写”作了说明:“上了年纪的人,讲话就会啰嗦”,而且“随意乱讲,就会有不良后果”(1986年9月14日函),对即将公开的文字,夏衍有多较真啊!

  后来讲稿交《杭州大学学报》后,编辑就其中苏联模式的提法表示“吃不准”,夏衍随后“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了一段话让我转交,表示“如认为仍有不妥,则可以加注‘文责自负’字样”。后来在沈校长的力主下,这篇讲话稿在《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一字不动全文刊载。

  夏衍的谦逊

  1983年,我在《浙江学刊》发表《夏衍与左翼电影运动》一文,请夏公指正,夏衍在回信中指出:“文中有不少过誉之词,许多事,都是集体做的,我不过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将来如成书出版,盼能更实事求是一些为好。”(1983年5月29日函)在另一封信中,提到我的学友谢德铣《夏衍与他的中学老师谢迺绩》一文时,他更明确地表示,“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值此乱世,盖棺还不能定论”,过誉之词“还是少发表为好”(1989年9月5日函)。

  事实上是,我们对夏衍不是“过誉”了,而是“过抑”了;夏衍也不是“过誉”了,而是“过谦”了。夏衍一直是个寻求团队力量、发挥每位成员能量的好带头人,总是善待他人,提携后辈,乐于“给大家当个好后勤”(沈及明《夏衍电影谈话录》),从没想过吹嘘自己,突出个人。正如他一再引用潘汉年的话,“吹捧他人的人,顶着底”(上海话,意为下流)。

  上世纪中叶,他在主持新中国电影的过程中,做了许多幕后工作,如果当事人保持沉默,不知底细的后人或许永远都无从获知真相。1962年,谢铁骊在听取夏衍对《早春二月》文学剧本的意见后创作了分镜头剧本,后来,474个镜头中夏衍修改了160个,有些地方的删改之处“竟然占满整页”(谢铁骊《夏公与〈早春二月〉》);《革命家庭》则“剧本完全是夏衍一个人写的,但在编剧署名上,却用了他和我的名字”,甚至稿酬都送来一半(水华《美好的回忆》)。更早的时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电影时期,因为特殊的极端不自由的政治环境,夏衍和其他进步人士一样,只能隐身,名字不能出现在银幕上。所以,根据田汉的故事梗概写出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夏衍未署名;《遥远的爱》据编导陈鲤庭透露,其实是夏衍编剧,但夏衍后来毫不在意此事,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对此也只字未提(葛涛《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遥远的爱〉考》,《文艺报》2012年10月17日)。这些幕后工作,都已被夏衍以“集体中的一员”轻轻带过,不置一词。那种谦逊、豁达,不堆功自诩,夷然自适,实在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每当我偶遇个人琐事而纠结,想起他的书简里的只言片语,他眼中露出的轻松而平淡的微笑,便不能不感到自愧无地,若有所悟。

  夏衍的奉献

  在我珍藏的夏公最后一封书信中,夏衍提到了他的两个捐赠意向,一是向杭州大学图书馆赠送由他作序言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一套精装20本,认为“对文科大学生或者有点用处”;一是向浙江省博物馆无偿捐赠他收藏的扬州八怪和齐白石等的50余幅书画(实际捐赠94件。1989年9月5日函)。

  夏衍是一个大公无私、大爱无痕之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不止一次。早在1960年,当得知纳兰性德有一卷书简(35通)将被香港商人买走时,夏衍立即用刚拿到的一个电影剧本的稿费2000元买了下来,这卷国内仅存的纳兰性德墨宝,已捐赠上海博物馆;1986年回故乡,他又将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授予他的5万元奖金捐给了家乡发展教育事业。在给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的信中,他说:“日本给了我一笔国际文化交流奖金,我决定捐献5万元(人民币)给故乡作为教育基金,专用于农村中小学教育。”信中还特别提到,对他捐款一事不要发消息,更不要见报,因为仅仅是“表示一点游子的心意而已”。(1988年11月10日致罗东信)夏公这一善举后来还促成了“浙江省教育基金会”的成立,并且很快辐射至全国,十几个省市相继建立教育基金会,极大地弘扬了尊师重教的风尚,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准备捐赠浙江博物馆的这一批珍贵书画,也是夏衍1950年代在文化部任职时,用自己的稿费、版税和工资积累下来的,一方面满足自己对扬州八怪和齐白石作品的迷恋,另一方面,“也有若干防止文物外流的意思”。此事他已先期报告省委宣传部,第二年通过我再次表达无偿捐赠的意愿,可见其诚恳急切、坦荡无私的奉献精神。

  但在夏衍自己,却并没有将这些事情看得很重,甚至不觉得这是奉献,而只是“还债”。他说,“我是喝家乡的水长大的,我从来没有忘记浙江人民用智慧汗水培养、教育我的功德。”他说自己幼年家贫失学,“后来能受到中学、大学的正规教育,完全得力于浙江省人民的资助”,所以,送书、捐资或赠画,都只是向家乡人民“聊表心意”(1988年11月30日致罗东函)。

  记得有人说过,五四以来的先驱者,他们大多出身于没落世家,接受过系统的儒学教育,而后又接受了西方文明,或宣传启蒙思想,或躬行革命实践,他们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分道扬镳,但人格品德皆是楷模。夏衍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景仰、让人敬重的长者,片言只语,举手投足,都散发着让人感念不尽的人格魅力;12封书简,更是将他的斯文、严谨、谦逊、奉献的光芒,完整清晰地勾勒下来、放射出来,照亮后来者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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