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中华读书报》。在全国专业性读书报纸方面，只有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可以和它抗衡，呈花开南北两枝之态。读书报囊括文学、文化、历史、哲学、社会学等诸方面，那么，在全国这些类的专业性报纸上，几乎没有一家可以抵得上它。这正是我喜欢读它的原因。
记得前年年初，突然连续多年都能看到的《中华读书报》看不到了，以前每期都能够如约而至的报纸，连续多期在信箱里都是空空如也，心里有些怅然。在电话里，我告诉了舒晋瑜这件事，晋瑜立刻帮我查询了一下，是邮递的哪个环节出了点儿故障，她说一时无法再从邮局办理邮递了，以后每期她帮我直接邮寄过来，以前没有的报纸，她找来一起补寄给我。这样一来，就要麻烦她了，但却弥补了我没法读到《中华读书报》的遗憾。
我喜欢读它，在于它没有现在有些报纸那样多的商业色彩，尽管它也有一些广告，却都是关于书的;尽管它也有一些诸如新书发布会或作品研讨会之类的消息，毕竟很有节制，占的篇幅不大，绝对没有如有的报纸那样以整版整版推介某一部作品那种明显花钱买版面的情景。这是一张报纸的底线，也是一张报纸的操守和品质。唯有这样，它的专业性才可以体现。它才有底气并有权利对于专业性的问题、现象、历史以及理论发言。
因此，除了我经常为它写稿的“家园”版外，依次我喜欢读它的文化周刊、书评周刊，世界文化几个版面。和版面喜欢搞拼盘的报纸不同，它的这几个版面很齐整，有时候一篇文章可以占据一个版面，便不那么碎，显得大气，传递的信息量大，内在的学术和思想含量大，不仅有学术研究的历史宽阔性，也有其难得的前沿性，又不那么学究气，读来过瘾。我从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知道了很多我不了解的知识，以及很多有价值的新旧书籍。在这些版面中，看不到有些报纸过于明显的商业色彩或潜藏在内的软性广告色彩。同时，也没有如今常见的戾气，它也有针锋相对的争鸣文章，但都可以看下去，注重理论和学养。这一点，很重要，没有一点争论，一团和气，报纸也就没法看了。
还有一个栏目，我也喜欢，是“看法”，它给了普通读者一个发言的园地，以及与报纸沟通的机会。在那里，我看到很多读者的真知灼见，一点不比专业者差，特别是他们对当今读书以及连带的文化现象的评点言说，让人感到一张报纸和读者的密切关系。这是前辈办报的一个好传统，《中华读书报》坚持这样占据大半版的一个栏目，它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并不只是以专业性为旗子而高高在上，它一样可以和处江湖之远的普通读者冷暖相知。
正因为我喜欢这张报纸，我也愿意为这张报纸写稿。有意思的是，不仅我是它的一个作者，我弟弟和我的孩子，都是它的作者。一家三个人同为作者，我不知道，在《中华读书报》上还有没有这样的先例，作为作者，我感到很荣幸。因为它体现了一张报纸的包容性。它不仅刊发我的文章，而且刊发过我的画。这对于我是一个莫大的惊喜和鼓励，因为我画画水平不高，纯属业余，曾经写了一本《北大荒三百首》，是写北大荒生活的旧体诗。它不嫌弃，曾经以“北国记忆”为题，每期一画一诗，连续多期。不少朋友惊讶地问我竟然还会写旧体诗，还会画画，其实都是从《中华读书报》上看到的。我知道这都是和一张报纸的包容性分不开的，有包容性，才会有多种的可能性出现，对于一个作者，便是得到极大的鼓励，会让他的路走得更宽，甚至是走出一条新路。
难得的是，它发表文章有有效的时间性，只要觉得可以用，一般刊登会很快，充分体现了报纸的特性。记得那一年陕西老作家李若冰先生去世，因为我弟弟也在柴达木工作多年，一本李若冰当年的著作《柴达木手记》曾经伴随他整个青春期，柴达木一起共同牵惹我弟弟和李若冰的心，他和李若冰非常熟悉，感情非同一般，便连夜写了一则稿子《敞怀唱大风》，发给了舒晋瑜，很快就得以刊发，给了我弟弟和李若冰先生的家属极大的慰藉。
不仅有速度，还有意外拔擢的高度。有一次，是舒晋瑜约我写一则关于读书的稿子，我写好了，取了个题目叫《读书的德性》，发给了她，心想要发也会是在她主管的“家园”版上发。谁想，当天她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编审定这则稿子的时候，觉得写得不错，破格发在第一版。像小孩子得到意外的表扬一样，我很高兴。当然，我知道，这不仅说明它审定稿件的眼光和原则，还有对于作者的信任与鼓励。
在《中华读书报》，我只认识舒晋瑜一个人，所有的稿子都是发给她，多年以来，一直得到她很多的帮助和支持。她是一个勤奋的记者，她所撰写的作家访谈记，谈的话题深入而具有针对性，占有的材料广泛而有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和一般记者的访谈拉开了距离。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编辑，应该也是一个好的记者或作家，这在前辈的编辑无论叶圣陶、巴金，还是萧乾等人身上，都得到过证明。因此，一直认为将舒晋瑜放在“家园”版当编辑，是《中华读书报》一个有眼光的选择。舒晋瑜是一个称职而有亲和力并且善解人意的编辑。记得前两年，北京作家韩少华去世，知道这个消息时，我正在美国。因为和少华友情多年，对于他过早离世感到非常的惋惜，觉得天假以年，以他的文学修养和功底，他起码在散文创作有更大的贡献，便写了一篇文章《君子一生总是诗》。我将稿子发给她，同时写了一封信，说如果文章可以刊发，请她帮我把报纸寄一张给少华的妻子冯玉英大姐，不巧的是我出国在外，手头没有冯的地址，请她帮我找一下。这一切，都是舒晋瑜帮助我办理的。
一张报纸，和一个读者，是通过报纸上所刊发的文章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作者，和一张报纸，不仅是通过报纸上所刊发的文章联系在一起，同时还是通过报纸之外的交往和感情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两个方面，是我和《中华读书报》之间的关系，也是我对《中华读书报》的感悟，因为我一人兼二任，既是它的读者，也是它的作者，这样两个方面，体味便格外的深切。想放翁曾经写过的一联诗:“细考虫鱼笺尔雅，广收草木续离骚”，可以概括我的这两方面的体味。作为读者，我能感受得到它具有细考虫鱼的学术性和知识性的钩沉和典雅;作为作者，我能体悟到它广收草木的包容性和宽泛性，以及难得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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