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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李冬木 :哈佛的校门及其他  

2014-05-10 10:12:12|  分类: 家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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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的校门及其他

李冬木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5月07日   03 版)

    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

    2008年,我到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一次例行的午餐讲演会后闲聊时,不知哪位在书架上翻看旧报,忽然呼道:“看哎,这是写哈佛校门的”!几个便凑过去。一看正是刊登张梦阳先生《哈佛的校门》一文的《中华读书报》“家园”版,我立时笑了,告诉同行:“一年前我就读过,不仅报上读过,而且在发表以前就在邮件里先睹为快了。因为跟作者是朋友嘛”。

    说笑间,同行们不禁对我“刮目相视”……

    文章说的是梦阳去美国看望女儿,也游览各地,壮伟奇景,令他颇觉不虚此行,然而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哈佛的校门”。因为在他的想象里,这所号称世界第一学府的名校,“一定很堂皇,即使不像纽约那样矗立着摩天大楼,也一定很现代,很富丽的”,而迎接他的“竟是一座古旧、简朴的校门”,于是他被这种巨大的反差惊呆了,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我想:说不定还有新建的堂皇的大门。就向旁边走去。可是,周围的旁门依然是红砖、铁栅,依然很简朴。

    我被这种古旧和简朴惊呆了!

    走进校园,依然是古朴的红砖楼房。很墩实、安静,却并不华贵。校园也不大,仅相当于中国一所地区性学院。这就是我久已向往的哈佛大学吗?

    梦阳由这种震撼当中联想到了中国的名校——那些大学和重点中学,那些花费成百上千万元搭建起来的“壮观”校门,并开始了他的议论:学校的好坏不在校门的大小(大意)。

    从文章的描述里,哈佛的人们马上就能判断出作者说的是哪个校门,中文应该叫“麦基恩门”(The McK?鄄EAN GATE)吧,在哈佛园南侧偏西的位置,出去就是马萨诸塞大街。或者可以调过来说,每天都有观光大巴停在那条街上,而观光客人也就在导游的带领下从“麦基恩门”进入校园,簇拥在哈佛先生的铜像前。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哈佛校园参观路径,因此“麦基恩门”也可以说是多少人的必经之门了。然而,似乎只有梦阳先生关注并记述了这道不起眼的门:“红砖砌成,拱形的门洞,黑色铁制的大门,门框上面是三角形的尖顶。两边围墙也是红砖砌的,中间是陈旧的铁制护栏。”可以说,这的确是一个发现。

    我走进哈佛的校园时,并没带有同样的“问题意识”,倒是在迈进校园的那一瞬间就想到了梦阳的《哈佛的校门》,虽然走的并不是“麦基恩门”,而是略大一些的“约翰斯顿门”(Johnston Gate)。后者距前者不到数十米,为现存哈佛最古老的校门(1889),也是通常所说的“主门”,重要仪式都由此通行。出了红线地铁哈佛车站,便是哈佛广场,从广场横过皮博迪街(Peabody Street)就自然对着这道门,不必特意找。但即便是这个校门,也实在没什么特别,红砖砌成的门柱,铁铸的门栅,宽窄能通过一辆轿车而已。以目前国内的开发眼光看,或许要被画上一个“拆”字圈也未可知。

    那么,是什么让人在感受上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仔细想来,主要原因恐怕在于这30多年间国内土木工程的翻新和跨越。不妨回顾一下,当今中国还有哪座城市找得到30多年前的旧貌?40岁以上的人还有多少人能找到自己度过童年的旧房子?这是一种惊人的变化,但人们已经对这种惊人的变化习以为常。中国在开始感受“西方”的古老与陈旧,至少在城市建筑的外观上是如此,虽然“欧式”“美式”之类还是住宅新区的主要卖点。而且,这也不完全是国人自己的感受,在本家“西方”来的人似乎也这么看。记得也是2008年,《纽约时报》的主编或主笔跑了趟北京,回来后写篇特稿引起不小的反响,题目就叫做《北京和纽约,哪个更“乡下”?》。很显然,他的回答是后者。只要两间行走一趟便都会看到,中国城市的新兴建筑群,正对比着芝加哥、纽约搭建于100多年前的、业已陈旧了的那些摩天楼,就像中国大学新建的校门正对比着哈佛的“约翰斯顿”和“麦基恩”等老校门一样。我们感觉上的反差就源自这里。

    “高楼万丈平地起”,大兴土木,最能令人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不过,如果弄过了头,也会导致对文明发展方向的物质化、狭隘化理解,以为“发展”就是土木GDP。当然,中国的学校不能没有校门,尤其在一个讲究“门第”的国度,连国家都有“天安门”的国度,不让各级政府和学校建造豪华的大门也不现实。只是建了也罢,却不能修了拆,拆了再修地反复折腾,搞得过于豪华。就拿哈佛的“约翰斯顿门”来说,当初也是很大一件事,是哈佛1855级学生塞缪尔·约翰斯顿赠送给母校的礼物,花费大约10000美元建起来的。这笔钱在那个时代不是个小数目,折算成修铁路华工的工资,要100个人连续干100天还得自带三餐才挣得来。但修好后就一直立在那里,也一直被当做“好东西”,至今仍是哈佛的主门。而进这门左手边的哈佛会馆(Harvard Hall)和右手边的马萨诸塞会馆(Massachusetts Hall),则都比校门更古老,前者建于1776年,后者建于1722年,都有200多年了。然而,谁都清楚,哈佛大学却既没停留在200多年前,也没停留在一百多年前,而是处在现今世界顶级大学的最前列。在近400年的校史当中,它更新的主要不是那些砖瓦,而是智力以及促成智力更新的教学与研究机制。这些才正是“常青藤”的奥秘所在。那些古老的校舍和陈旧的校门亦因此而游人不断,下自成蹊。

    “本源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文化偏至论》,1907),鲁迅当年留学时,面对世界文明的如此感受,也适合于用来表述“哈佛校门”带来的启示。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最难学习,也最值得学习。但愿百年之后,中国的那些名门学校的校门仍在矗立,既不扒,也不倒。

    几年过去了,久居国外,并不知道《中华读书报》创刊于何时,也记不清自己是从何时开始阅读的,却还记得从这报纸上读到的那些事,那些想法。这是份给读书人办的报,书讯和出版动态当然少不了,不过我的阅读偏好却是那些读书人的想法,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并不是和书直接相关的想法。那身处哈佛校园时的关于“哈佛校门”的议论,至今仍历历在目,而那张带来这一话题的《中华读书报》也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记得有年轻的学者还以此为契机,居然把哈佛园的所有校门都拍了一遍。

    最近,看到“我与中华读书报”征文启事,才知这张读书报原来已经办了20年了。她不仅在中国读书界,而且在世界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两年前一位日本同行学者寄来一份《中华读书报》的复印件,上面有篇与我商榷的文章。我就此写了《歧路与正途——答〈日本鲁迅研究的歧路〉及其他》一文,发表在该报2012年9月12日第3版上。这是我首次给《中华读书报》写稿,从它的读者变成一个作者,殊觉缘分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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