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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大地 攸子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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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呼延华 :念那一段飘逸的青春  

2014-04-24 16:35:39|  分类: 家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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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那一段飘逸的青春

呼延华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4月16日 03 版)

1994年7月6日,一份报纸,在北京的酷暑中,热辣出炉。她的诞生,那思想碰撞的文化情怀,那大江南北的文化骚动,那肆意挥洒的年少青春,在虎坊桥喷薄而出。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华读书报》,那是梁刚建和一群年轻人书写的青春幻曲。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一、缘起春意盎然时

时值毕业求职时节。在老师的推荐下,1994年初春的某一天,我骑着单车,沐浴着京城早晨微凉的风,从人民大学到光明日报社拜见梁刚建先生。报社尚未上班,我在传达室等候。少顷,一位中年男人进入报社,门卫大爷说,他就是梁刚建。打过招呼之后,我跟他上到五层。在那间稍显陈旧的大办公室落座之后,他问到我的专业、籍贯、读过的书籍等,几分钟就“面试”完毕。最后他说:“我正在筹建《中华读书报》,你愿意来吗?”可能是出于对报社工作与生俱来的向往,我不假思索:“愿意。”

就这么简单,我成了还在计划中的读书报的一员。尚未毕业的我,实习时也就是个打杂的,跑跑工商,办办发行广告证之类。也许报纸新创人手不够,自4月份一直到年底,我就做着这份新报的发行。

我是要做记者的,这是我走进新闻单位的理想。但我学的是哲学,也没有修过新闻,一切从零开始。在做发行的7个月时间里,我反复阅读与书评和出版有关的书籍,深入揣摩《光明日报》重要新闻的笔法与章法,每天在从报社开往海淀的班车上,默默聆听并体会报社前辈所谈的业内趣闻,暗暗琢磨与新闻和书评有关的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3月,我去采访一个学术讨论会,虽然学者们谈兴甚浓,但我意兴阑珊。突然,哲学家李泽厚在前呼后拥下来到会场。他发言中的两点令我很兴奋:一是他在解读《论语》,一是他提到了90年代的文化复苏。会议结束后,我向李先生要了电话,在征求领导意见后,于第二天登门采访,写出了500字的新闻稿《李泽厚解注〈论语〉》。这篇小新闻,居然引起了某种“轰动”效应,数不清的报纸副刊或文艺版纷纷转发。这在相当程度上激励了我,立即将第二个题目《第二次“文化热”悄然升温》上报选题,并获得认可。在采访了邓正来、周国平、杨东平、刘梦溪等十几位知名学者后,写成的这篇2000字的新闻稿,发在一版,《读书》杂志随后转发。

二、深耕书界话题中

读书报是植根于出版界的报纸,这是一创刊就十分明确的定位。报社领导都建议我密切关注出版界动向,并以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

新闻有时源自好奇。1995年3月,政协委员李汉秋著《新三字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发行了100万册,这条由《光明日报》刊出的两会新闻吸引了我。与此同时,广东教育版《新三字经》业已发行3000多万册,这两个差异极大的数字引起了我的好奇。经过对两个版本的内容、出版、宣传等诸多环节、几十位相关人员,从体制和观念上进行比较采访后,我写出了《在100万和3200万之间——京版〈新三字经〉发行不力的背后新闻》,经过编辑精心编改,2000多字的文章在一版刊出后,被两家出版社裁剪下来张贴于办公楼道里,亦在整个出版界引起了普遍关注。

这是一个老牌出版社和地方新锐出版社激烈竞争的故事。依此思路,我申请采访老牌出版社——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人民、三联、商务、中华书局等。90年代是地方出版社大放异彩、突破瓶颈业务勃兴的时期,居于北京的老牌出版社则受观念、体制、编印发分割等困扰而积重难返。最后成稿的《老牌出版社,金字招牌分量还有多重》,成为当年北京出版界的热门话题。

出版界的话题数不胜数。在1995—1999年间,经编辑建议或受领导指导,我陆续采写的《高校出版社,在定位尴尬中走向市场》《各地出版社京城抢占滩头》《近现代学术出版风乍起》《京版沪版谁领风骚》《科普读物:告别灌输时代》《图书策划:杰出的操作还是可疑的误导》《短篇小说沉入冬眠状态》等数十篇相关文章,引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

出版是源头,书店是活水。二者相辅相成,方可构建繁荣的出版业态。除了关注出版外,对图书市场的关注,成为我获取业界选题的另一角度。《北大形成书店群落》《王府井书店一条街:神话还是现实》《京城书业向西郊倾斜》《各地兴起图书城热》《新华书店店名注册迫在眉睫》等数十篇文章,一时成为图书发行界津津乐道的焦点新闻。

这些关于出版和发行的稿件,与报社其他同仁的文章一起,对于出版体制改革的呼唤,对于从业观念转变的期盼,成为业界的主流声音。读书报一跃成为出版界争相阅读的重要媒体,成为全国出版人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三、学术争论风乍起

读书报显然并不纯粹走在析理出版的道路上,其在90年代的影响力,相当程度上源自对学术文化的关注。从1995年陈晓梅采写《〈三联生活周刊〉:在感觉错位中诞生》开始,这份报纸一直都与学术争鸣和文化争论息息相关。

1995年,学者邓正来创办《中国书评》大型学术刊物,以“本土化”“规范化”等学术话题,引致学界巨大争论,文史哲、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的许多领军人物牵涉其中。1995年,我在一版刊出学术评述性文章《重学术还是重思想:南北学人掀起笔战》,对学术认识和学术报道的不成熟,对学术问题把握的无力感和不严谨,在这篇文章中纤毫毕现,受到学界的质疑。

及至1997年,我在一版再次发表学术文章《美学转型,转向何处时》,就鲜见质疑了,这篇文章经《新华文摘》转载后,在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引起诸多争论。

无论质疑还是肯定,对于读书报来说,没有学术和文化的话题支撑,这份报纸的分量和影响力,就难以彰显。后来我写出《褒褒贬贬学术经纪人》《“集体作坊”编书 “近亲繁殖”治学》《以“后”为尚,食洋不化——关于新名词、新概念的一组说法》等十多篇学术话题文章,在学术界引发不少转载和争议。

因为关注学术,我与赵汀阳、朱苏力、吴国盛、刘华杰、王伟、周国平、刘兵、何怀宏、邓正来等许多学者有了交往,有些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他们有些成为我从事出版工作的良师益友,现在想来,十分感念。尤为值得纪念的是,在我主持读书报书评版期间,王小波先生每期写来一篇文章,对报纸的影响力提升很大。还记得他评论张抗抗的新书《赤彤丹朱》,以《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为标题,收到许多读者的反馈。这篇文章刊出的第二天傍晚,我去给他送报纸,我们在北京理工大学附近的一所小饭店喝了很多啤酒。没过几个月,一代才子王小波溘然长逝,留下了一卷卷文学经典,供后人膜拜。

我在读书报工作的6年时间里,梁刚建、李春林、何才庆、陈晓梅、王小琪、祝晓风、赵武平等人,都对我有许多的鼓励和帮助,这些关心化作我青春年华中一个个美妙的音符,萦绕在我此后从事出版工作近15年的历程中,沉淀为某种永恒的纪念,在我生命深处,绽放着美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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