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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刘仰东 :我和《中华读书报》的几段因缘  

2014-03-09 11:02:46|  分类: 家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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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中华读书报》的几段因缘

刘仰东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3月05日   03 版)

    我和《中华读书报》打了20年交道。其实20年来,我只认识这张报纸的两个编辑,作为作者,也基本只在一个版面发表文章。

    2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和王小琪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个编辑室的同事。一天中午,同在学校西门外的“加州牛肉面大王”吃饭,小琪说,她将离开出版社,调往正在筹备中的《中华读书报》。王小琪的综合素质与业务能力在出版社编辑里是数一数二的,向为社领导所倚重,而出版社刚显出点上升势头,此时“突然”转行,让人在惋惜之余,也难免有些不解。小琪去后,一干就是20年。如今在《中华读书报》,像她这样的资深编辑,理当所剩无几,或者是唯一的一个了。

    后来,我在《中华读书报》试刊第一期(1994年5月11日)上,写了篇关于影印本《傅雷书信集》的短评,通篇不过四五百字,它让我成为这张报纸最早的作者之一,这自然是得了小琪的近水楼台之便。《中华读书报》正式创刊不久,我接到校内一位老师的电话,说是报社托他在学校物色一个类似通讯员的角色,便推荐了我。我随后向小琪打探底细,她觉得我更适合给报纸干点别的事情,并谈了一些版面和栏目的设想(记得有个栏目叫“也闻窗外事”,听着不错,后来不知何故没有采用),我便借坡下驴,把通讯员的差事撂在一边,当上了“书友俱乐部”的主持人。其实就是每次选一个和书相关的话题,请两三个学者闲聊一通。这个“俱乐部”我也只“主持”了三回,跨时约半年,就在各种事由的干扰下半途而废了。几年后,我步小琪的后尘,从出版社跳槽到《人民政协报》编文史副刊,并在工作之余,写些随兴而发的东西。小琪一直在编《中华读书报》的随笔版——“家园”,恰好互对胃口。那一两年间,我在“家园”上发表的随笔,约有十来篇。记得头一篇是读孙犁《耕堂劫后十种》所感,取名《琐事如歌》,当时孙犁尚健在。几年后孙犁去世时,《中华读书报》用至少一个版面来追念他,通栏主标题为“一面迎风也不招展的旗帜”,这个题目不仅格外打眼,而且用在孙犁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叫绝。到了“非典”那年,许多人的事业惨遭搁置,我也因故痛别随笔。此所谓“故”,是转而去与中青社林栋兄合作,写一本怀旧题材的书,和“非典”并不相干。

    2005年初,拙稿《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几经折腾,终见天日。一天晚上,我正和几个朋友在人大校内一家餐厅聚会,小琪打来电话,告以这本书在北京订货会上被《中华读书报》派去采访的记者和请去巡视的专家同时相中,将在“订货会观察”专刊上列为“亮点图书”等,重点推荐。其时我正为这本书是否有销路而心里上下打鼓,小琪这番信息,尽管传递于嘈杂的环境中,却等于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立时安下神来。后来,这本书被各路媒体找上门来转载推介,并一印又印。但若说慧眼,在我看来,无疑当推《中华读书报》。

    隔了几年,我偶然想到以前不及落笔的一个题目——《远观名家》,遂一时兴起,动起笔来,写了陈瀚笙、叶圣陶、成仿吾、朱家溍等四个人物,成稿约4000多字。此时小琪已离开“家园”版,荣升副总编辑,继任者是舒晋瑜。我在投稿的邮件中告诉晋瑜,如篇幅过长,可任意压缩。晋瑜回信的意思是文章确实长,但不压缩,分两次登出。把文章一分为二,整成上下篇连载,在“家园”这类每周甚至隔一周才出一期的版面上,似乎是不多见的。作者在颇感欣慰之余,也在晋瑜身上看到几分小琪的影子。此后,我便在晋瑜不断的督促和关照下重操旧业。说督促,是每隔一段时间,晋瑜都会发个短信或打个电话约稿,我便跟着忙活起来,这种方式确是很适用于像我这样懒散而被动的作者;说关照,则一言难尽。《中华读书报》为每周一刊,周三出报。按说投一篇稿,隔个一两期乃至一两个月见报,都谈不上压稿。但我投去的稿子,在晋瑜手里很少耽搁或积压,甚至有时候因为我的文章有时效性,出现过一两回“损他利我”的情况,即从已经拼好的版上撤下一文,换上我的稿子。而此时,我和晋瑜竟然连一面之缘都没有过。说来凑巧。2011年底,我也是正和几个朋友在人大校内一家餐厅聚会,这回是晋瑜打来电话,也是在嘈杂的环境中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发表在“家园”上的《第八个是缘缘堂》已入选“2011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这自然也是得了晋瑜的近水楼台之便。正是在这个颁奖会上,我和晋瑜才由“神交”而碰面。

    我与小琪和晋瑜,本是十来年的同行。我也经常删改别人的稿子,我自己的稿子也常被别的报刊甚至《中华读书报》别的版面的编辑删改,因而深知她们对拙稿一般不动一字,实为一种厚爱。正因如此,我也格外珍惜这份厚爱,每作一文,总是先删来改去多少遍,非自认精雕细刻而不发出。如今我虽“逃离”媒体,遁入故纸堆(文史资料研究),但这份厚爱已牢牢铭记,想忘也忘不掉。

    我不是学者,更非名家,甚至连以读书为乐事那一类人都算不上。梁启超所谓“一个人必须养成读书的乐趣,否则就是自己剥夺自己的幸福”的名言,我一直听着费解。但我对这张以读书为名目的报纸,确有一种难以分舍的亲近感,至今还存有这张报纸的两期试刊号和一期创刊号,也可以说,我是《中华读书报》的读者、作者、收藏者和受益者。在纸质读物的命运被一猜再猜的今天,我的猜想是——再过20年,这张报纸还在,“家园”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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