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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民 :郁达夫求助与周作人的援手  

2014-03-28 15:30:42|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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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求助与周作人的援手

杨建民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3月26日   07 版)

    1921年10月,一部只收有三篇小说的薄薄集子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它就是以其中一篇题目命名,并注定将成为人们长久关注对象的——《沉沦》。小说内容,用作者郁达夫的话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面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第二篇《南迁》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结果,据郁达夫自己说:“《沉沦》印成一本单行本出世,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

    25岁的青年作家有些承受不住。他希望一片骂声中,能有一、二真正懂得、理解此类文艺,又有影响的明白人,出来为自己辨正几句。这个懂文艺,又有影响的明白人,郁达夫选中了周作人。当时的周作人,已经以自己温文蕴藉的文笔,清明得当的见解,在文坛上获得了日益广泛的影响。1921年11月,他接到了郁达夫的求助信:

    非常尊敬的周先生:

    请原谅我缺乏绅士风度!随同这封明信片给你寄去上个月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沉沦》。我希望你出自内心对我的作品进行坦率的批评。上海所有文人都反对我,我正在被迅速埋葬,我希望你是给我唱悲哀的挽歌的最后一个人!

    这封信,郁达夫以英文写在一张明信片上。收到郁达夫的来函及《沉沦》作品集,周作人显然是十分认真对待的。在研读及参照西方有关学说后,周作人用了较大篇幅,写出了为这部作品有力的辨正文章《“沉沦”》。

    周作人的辨正文字,就在我们今天看,也是清明而有力的:“我在要谈到郁达夫先生所作的小说集《沉沦》之先,不得不对于‘不道德的文学’这一个问题讲几句话,因为现在颇有人认他是不道德的小说。”周作人的文章的确老道。他先并没有直接去替郁达夫小说辩护,而是从他人加给小说的罪名入手。倘若这罪名不成立,这些人议论的基石被抽去,骂人文字便不攻自破了。

    周作人到底腹笥宽阔,他在当时甚至介绍到西方的“精神分析”观念:“人间的精神活动无不以(广义的)性欲为中心……倘若因迫压而致蕴积不发,便会变成病的性欲,即所谓色情狂了。”“这色情在艺术上的表现,本来也是由于迫压,因为这些要求在现代文明——或好或坏——底下,常难得十分满足的机会,所以非意识的喷发出来,无论是高尚优美的抒情诗,或是不端方的(即猥亵的)小说,其动机仍是一样……猥亵只是端方的对面,并不妨害艺术的价值。”

    这么说来,基于被压抑本能的“非意识的喷发”而出的作品“《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这一判断很重要,它首先为郁达夫作品洗刷了“不道德”的罪名。那么,《沉沦》的内容该如何领会呢?周作人认为:“但我想还不如综括的说,这集内所描写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实。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不复肯遁于空虚,仍就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迫压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肉劣……”在上世纪20年代,对现代人的灵、性冲突,能够见得这么清明,体会得如此深切,实在可称为时代先进了。郁达夫的向周作人求助,不仅是找对了人,就当时说,周作人几乎是能将《沉沦》方方面面说清楚的不二人选。

    周作人的《“沉沦”》一文,发表在1922年3月的《晨报副镌》上。文章说理通透,立场明确,一些对《沉沦》噪噪嚷嚷的声音,才渐渐消散开去。周作人为自己写辨正文章这件事,郁达夫几乎终生未忘。周作人后来回忆说:“但是达夫似乎永不忘记那回事,有一年他在世界书局刊行《达夫代表作》(仿佛是这个名称,因为这书已送给一个爱好达夫著作的同乡,连出版的书店也记不清了),寄给我的一本,在第一页题词上提到那回事情,这实在使我很是惶恐了。”

    对于这事,周作人确实没记清楚。郁达夫题词的,应当是原由上海春野书店出版的《达夫代表作》,此书后来转在现代书局出版时,在扉页上题了这样一句:“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献辞的发表时间是1930年元月。可其实在更早的文字里,郁达夫就表达过这样的感激之情。1927年,郁达夫在为自己《鸡肋集》题辞中,有这么一段话:“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这《沉沦》的诲淫冤罪,大约可以免去了……”像这样一再表达的谢词,可以看出郁达夫感铭的程度。

    因了这样一种援手,郁达夫与周作人之间,建立了长久的友谊。据周作人日记,他们的初次见面当为1923年2月11日。几天后的2月17日,周作人宴请郁达夫等友人。这次宴会,鲁迅也出席了,这应该是郁达夫与他的第一次见面。由此他们两人也建立了长久而真挚的友谊。

    郁达夫后来表示,要为鲁迅的《呐喊》和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写评论文章,文章虽然没有写出,可却与周作人鲁迅兄弟,保持了长久的亲密友谊。在郁达夫,对周氏兄弟,不仅仅只是人事,对他们的文章,也是由衷敬佩,甚至推为当代作家之首。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要编辑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来全面反映中国新文学最初十年的业绩(1917—1927)。周作人与郁达夫,受邀编辑其中的散文部分。据郁达夫介绍,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茅盾等名家文章,归他择选。结果呢?其他名家,每人多不过5、6篇,少的仅1篇,可鲁迅,一下子选了24篇,周作人更惊人,选了56篇。这两兄弟文章加起来,占了全书“十之六七”。对周氏兄弟文章的珍爱,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样选择,当然得说出理由。在书前“导言”中,郁达夫这样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份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于古雅遒劲的一途了。”郁达夫甚至这样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

    对于周作人,郁达夫也是充分信任的。即使在抗日军兴,周作人已经“落水”之时,郁达夫还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做了汉奸,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所以,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在这样的时候,还能有人站出来为其辩护,真正能体现爱惜心情。虽然周作人最终还是辜负了郁达夫的一片真挚怀想。周作人,也一直关注着郁达夫:“但是对他(按:郁达夫)我觉得很熟,有一种多年老朋友的感觉……”在后来的文章里,周作人还记录了一点他探知的郁达夫老家的消息:“达夫的遗族只有住在富阳的老家一支,近来还知道一点消息,因为适值有一个富阳的同乡和我通信,告诉我的。据说达夫的前夫人还健在,和她的儿子住在老屋里……达夫的兄弟是学医的,在那县里行医,听说也是古道可风的人。”由此可以说,郁达夫与周作人之间的相互关注,也是长久不曾消减的。

    郁达夫与周作人,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卓著人物。今天看来,周作人当年写出《“沉沦”》一文,为郁达夫小说辨正,主要是对新文学作品的深切领会和自觉支持;在郁达夫,却因为在艰难时得到周作人的有力“援手”而念念不忘。后来对周作人文章的大力推崇,虽然均有公正的理由,可内在深处,恐怕很难排除对周作人当年援手的感激心情。时光流逝,这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佳话”的友谊发生,距今已有90年。以此来想想小说集《沉沦》诞生时的社会环境,真可以丈量出时代进步的距离。周作人当年表现出的眼光及思想的先进,在今天依然不失光彩。时代发展虽有曲折,可总体是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提升。今天社会无论思想、文学的局面,当然有如郁达夫、周作人等先驱者的功绩在。在领受这样的局面成绩时,我们应当有理由对“五四”时期的先觉者表示必须的尊重,对他们当年的风华交谊,抱着由衷的向往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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