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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亮 :陈寅恪遗札中的“心安先生”  

2014-03-16 14:51:04|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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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遗札中的“心安先生”

宗亮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3月12日   14 版)

    赵胥编注的《朴庐藏珍——近现代文人学者墨迹选》,录有一封《陈寅恪集·书信集》未收入的信札,是陈寅恪写给“籋云”的,原函经刘经富先生考证笺释,大致的人物关系与事件脉络已清晰。(《陈寅恪先生遗札两通笺释》,《中华读书报》2014年1月1日)此函共涉及五人:籋云、邓伯诚、籋云伯父、籋云父亲及心安先生。其中四人身份可考,分别是马世良(马士良)、邓伯诚(邓高镜)、绍彝、绍英。唯独“心安先生”是何人,尚且存疑。刘先生提供了一种可能,认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中有方壮猷,号欣庵,亦作心安。曾赴法国随伯希和习东方学,解放后一直在武汉学术机构工作。如果收信人马世良在武汉,则此‘心安先生’可能是方壮猷。”

    笔者见到的方壮猷与陈寅恪交往材料仅有数则,一是《陈寅恪先生遗墨》所收“借书附记”载:“方壮猷转冯承钧 Meillet:Linguistique(十月二十五日还来二本,想已全还)。”似是方壮猷代还书籍给陈寅恪。另一则材料见于“史语所档案”,据1936年6月5日陈寅恪致傅斯年函言:“方君欲弟介绍于川大,因已介绍戴君前去,俟得其复书方能再介绍方君”。《傅斯年遗札》中有傅氏1936年6月8日致任鸿隽电文:“成都四川大学。任校长:方壮猷君,中国史学根柢极好,尤长边史。留法三年,当于西史有研究。弟敢推荐,函详。斯年。”藉此可知希望陈寅恪介绍工作的“方君”正是方壮猷。此外,岳华整理的《方壮猷先生年谱》(载方克强、方克立等编《高风楚天阔:献给父亲方壮猷教授和母亲张芹芬女士》,自印本)还提及将方壮猷“介绍与伯希和相识的是陈寅恪和冯承钧二位”。

    1949年后方壮猷与陈寅恪的接触只有一次,据《方壮猷先生年谱》,1961年方壮猷到广州开会,曾顺道探望了陈寅恪。除此之外,再看不出方与陈有何更深的联系。1949年后的方氏积极跟随时代步伐,成为一位新派学者,陈寅恪恐怕很难与之深交。方壮猷与马世良之间是否有联系也颇值得怀疑,考察《方壮猷先生年谱》,丝毫看不出二人有何交集。《方壮猷先生年谱》1963年条全是关于方氏参加“百家争鸣”、“五反运动”、出席会议、考察纪南城遗址、着手编撰《楚国史》的记录,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忙人”与气类“遗老”的马世良能够相交相契。

    刘先生对“心安先生”是否方壮猷也有些疑惑,他写道:“如果马世良收信时不在武汉,则此‘心安先生’另有其人。”如果“心安先生”不是方壮猷,那他究竟是何人?

    民国时期字“心安”的文化界人物,比较著名的还有叶与仁、童大年,前者曾在清华任教,著有《小石林居诗稿》等,后者是西泠印社元老,以篆刻名世。不过,叶与仁逝于1926年,童大年逝于1955年,均与陈寅恪信中的“致意”对不上号。

    研读相关材料后,笔者认为,此处的“心安先生”似应指信中提到的邓伯诚的胞弟邓新安。《印光法师文钞》中有法师与各界人士的来往书函,其中有《复邓伯诚居士书》二通与《复邓新安居士书》一通,复邓新安信写道:“今春令兄来书,观其词意,恳挚真切,光因不揣固陋,略为启发。……兹接居士信片,虽词句无几,其意亦与令兄相为伯仲。可谓难兄难弟,天伦佛法,咸为同气连枝。”

    《马一浮集》收有马一浮1946年致邓心安信及诗各一,其信云:“不图三十余年隔阔,犹荷故人齿录。当时与贤昆玉清谈之乐,犹在目前。”考马一浮与邓伯诚有不少交往,信中还提及谢无量、熊十力、万慧、许季上、邓以蛰等人的情况。这些人均是邓伯诚的旧识,由此知邓新安确为邓伯诚之弟。“心安”与“新安”应是他名字的不同写法。

    又据罗鸿涛《记印光法师信稿及商务本文钞》:“内计与邓秉钧居士书两通,答邓秉权居士书一通”,知邓伯诚与邓心安分别还有名字为“邓秉钧”、“邓秉权”。查《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其中哲学系讲师邓秉钧别号“伯诚”,则邓秉钧、邓伯诚、邓高镜为同一人,邓秉权、邓心安、邓新安为同一人,当无疑问。

    邓伯诚出生于1881年,比陈寅恪年长约10岁,邓心安出生时间稍晚一些,很有可能与陈寅恪年纪相仿。据刘先生的考证可知,陈寅恪1915年在北京随邓伯诚拜访了绍英、绍彝,并参观了绍彝收藏的佛经。既然陈寅恪因同对佛学感兴趣而与邓伯诚有交往,那他与同样潜心钻研佛学问题、年纪相近的邓心安有过交道也就顺理成章。

    邓氏兄弟中,有关邓伯诚的材料相对较多。身为湖南人的邓伯诚早年基本上活跃于南方地区,曾任江南高等学堂本科英文法政教员,1908年左右在祗洹精舍任英文教师。邓心安大致也追随了其兄的步伐,1914年5月的《申报》曾载邓心安出席中华佛教总会上海分会的欢迎会,并演讲“佛教原理”,演讲内容后整理为《佛教之理有益于人世演说稿》载于《佛学丛报》。

    邓伯诚后来北上,他在北京(北平)的职任颇多,据樊荫南统计,计有“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讲师、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等。在北京,邓伯诚也服务于多个图书馆类机构,1918年1月29日他被蔡元培任命为北大图书馆事务管理员,1921年4月至1925年他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

    邓伯诚在北京期间交游相当广泛,新旧各派人物都有结识,还曾为泰戈尔来华讲座做过佛学翻译。这点也深刻影响了邓心安,邓心安与宗教界、学界人士都有过从。1918年,他在上海拜见了印光法师。1919年邓心安给太虚法师致了一函,称“觉社文拜读之余欢喜赞叹竟至于不可思议”并希望有机会拜谒。此外,《吴虞日记》还记录了1925年邓心安与吴虞、谢无量等人的来往。

    关于邓伯诚的最终结局,任继愈在《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留下只言片语:

    熊先生的老朋友邓高镜先生,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到大后方去,北平收复后,熊先生回到北京大学,又见到他。见他生活潦倒,很困难,熊先生自己还约集林宰平、汤用彤诸先生按月给他生活费,由我每月发工资后汇寄给他。这种资助一直到邓老先生逝世。

    这里提到了邓伯诚的晚景,但没有言明邓氏去世的具体年份。由于邓伯诚生于1881年,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到陈寅恪1963年给马世良写信时,恐已不在人世。

    邓心安抗战时期也没有南迁,从马一浮的信函及诗歌可知,邓心安有一位女儿,信就是由她转给马一浮的,马一浮在《寄邓心安北平》诗中写道:“拈花古佛君犹识,踏雪千山我未能。”旁有小注:“君寄居拈花寺。”可知邓心安似常驻拈花寺。1949年后,他可能仍居于北京,和马世良等人有来往。1963年陈寅恪写信时,邓伯诚已经作古,陈寅恪就唯有托马世良向邓心安转达问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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