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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鲁 :“书非货财,自当化私为公”——记近代藏书名家徐恕  

2014-02-21 15:47:41|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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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非货财,自当化私为公”

——记近代藏书名家徐恕

徐鲁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2月19日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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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恕(右)与黄侃

    近代以来,较之江浙地区,湖北的藏书家并不算多。比较著名的有宜都杨守敬,黄冈刘卓云,枝江张继煦,襄阳杨立生等。武昌徐恕的箕志堂藏书不仅藏品保存完善,而且不少刻本、钞本也极为稀见。尤其是徐氏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以货财遗子孙”,慷慨解囊,化私为公,将自己毕生的珍贵收藏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更为后世出版界和藏书界留下了一段书香恒久的佳话。
    徐恕(1890—1959),字行可,小字六一,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伦明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第一五○条为徐恕诗纪,述徐氏藏书行状云:“家有余财志不纷,宋雕元椠漫云云。自标一帜黄汪外,天下英雄独使君。武昌徐行可恕,所储皆士用书,大多稿本、精校本。尝舍南浔刘翰怡家,二岁尽读其所藏。南北诸书店,每得一善本,争致之君。暇则出游,志不在山水名胜,而在访书。闻某家有一未见书,必展转录得其副而后已。一切仕宦声利悉谢不顾,日汲汲于故纸。版不问宋元,人不问古近,一扫向来藏书家痼习,与余所抱之旨,殆不谋而相合也。”
    幼年时代,徐恕从黄陂刘凤章先生学习时,就开始亲近典籍。1907年他17岁时赴日留学,次年为胞弟奔丧回国,在南浔著名藏书家刘翰怡家客居两年,乃有机会披阅嘉业堂藏书。因为浸淫经史典籍日深,而渐渐绝意于仕宦名利,专心以访书、收书、藏书为乐,日积月累,收藏叠加,规模渐显。徐氏收藏尤以明清善本、抄本、校本、稿本为多,被赞为“一时独步”。其藏书楼有“箕志堂”、“藏棱斋”、“知论物斋”、“徐氏文房”等名号。藏书印则有“小字六一”、“行可珍秘”、“自恣荆楚”、“用儒雅文字章句之业取天下先”等数十枚。
    徐恕毕生兴趣不仅仅在于藏书。他既访书又问学,与当时的王葆心、章太炎、黄季刚、杨树达、余嘉锡、马一浮、熊十力等书界巨擘和学者方家时相过从,成为挚友,同时还与大藏书家徐乃昌、伦明等人经常切磋目录版本之学。在成为一代藏书大家的同时,他在金石、考据、目录、志略等方面皆有学识,并在这些门类的藏书中留下了不少宝贵点勘和题识,多见于书衣之上或卷末跋尾。
    徐恕的目录考据之路可追及他早年的执教时期。1929年,他曾执教于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教授的课目为“四库提要类目”。他所拟出的讲授提纲,条目清晰,妥当有序,当时在文献学方面用功甚勤的余嘉锡,对徐氏所列具的讲授条目十分赞同,遂引为同道。不久又荐举徐氏进京讲学,后结为儿女姻亲。徐家的长女孝婉,嫁给了余家公子余逊。余逊后来任北京大学教授,是著名历史学家。徐家五女孝莹,嫁给了杨明照,杨后来成为《文心雕龙》专家,四川大学教授。因为余嘉锡的举荐,徐恕曾执教于北平辅仁大学,讲授韩文和中国文学。后因“一二八”事件阻隔交通,遂辞去教职。有从学者后来回忆说,徐氏在辅仁大学任教时,于诠释文义、辨析古文笔法之余,尤其注重务实求真、戒避浮夸、明理立志的学问风气,而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对诸生多有勉励之语。
    徐恕的藏书故事在近代许多大学者的诗文里留下美谈。黄侃曾在徐家借住,只为读其所藏。民国十四年,黄侃离开武昌时为徐恕留诗曰:“南来七载廑交君,又作征蓬惨欲分。此研好为吾辈谶,相从终得似龙云。”杨守敬和他的门人熊会贞合撰《水经注疏》时,著作尚未刻成,杨即仙逝。熊会贞承担起惺吾先生未竟的事业,又花费了二十多年时间,增增补补,终得完稿。其间常得助和受惠于徐氏丰富的藏书。熊先生在《水经注疏》稿本(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本)卷首题识曰:“友人徐恕行可,博学多闻,嗜书成癖,尤好是编。每得秘籍,必持送以供考证,益我良多,永矢弗谖。”近代学者蔡尚思在他的自传中也数次写到,1931到1935年间他在武昌求学时,除了向文华公书林、湖北省立图书馆借书外,“同时也向汉口藏书家徐恕借书来读”,“永春(福建省立第十二中学校长)郑翘松,武汉徐恕(行可)等藏书家都是我在这方面的恩人”。
    徐恕一生敬惜字纸、酷爱典籍。抗战时期武汉沦陷,徐氏为抢救三镇冷摊上的流散古籍,常节衣缩食,奔走在江南江北的陋巷之间。有时候还要冒着被日军哨卡盘问搜身的危险。凡是进入视野的故纸旧本,徐恕必亲自检出过目。有时碰见自家已有复本的善册,也常劝身边书友收下,以救书而救国。1944年下半年,汉口屡遭日机空袭。据徐恕的孙女徐力文回忆,当时祖父有半数藏书存放在武昌积玉桥旧居,为保护藏书,祖父曾只身冒险摆渡,把一船船藏书抢运到了汉口的租界里。而当时炸弹轰响之处,离他的藏书处仅有咫尺之远,祖父却坐拥书城,视死如归,大有书在人在、书亡人亡的气概。
    徐恕曾经有言:愿自己所藏的诸多珍本孤本,如同读书种子一般,“化作千百万身,惠及天下学人”。这是他作为一位了不起的大藏书家区别于一般书家的地方。他收藏的黄侃评注本《尔雅正名评》一书,系章氏国学讲习会校印,十分难得。章太炎识曰:“《尔雅正名评》则徐行可所得者,其间精核之语不少,行可将举以付梓,余先为登之《制言》。”王大隆纂刻乙亥、丙子、丁丑三辑《丛编》时,徐氏也曾慨然以自己所藏稿本和抄本出借,并捐资襄助。他因为敬重陈伯弢先生的德行学问,也曾慷慨出资,为之补刻《缀学堂丛稿》数种。涵芬楼版的《四部丛刊》里,有几种善本也出自徐氏藏书。
    新中国成立后影印出版的不少珍贵典籍皆出自徐氏所藏。如1957年科学出版社刊行的《水经注疏》抄本;清代曾被列为禁毁之书的明崇祯刊本《明经世文编》,据说国内仅存四部,或缺卷,或缺页,唯以徐氏藏本最为完整,1962年由中华书局刊行。明万历刊本《黄鹤楼集》,亦为海内孤本。武昌黄鹤楼重建之时,此刊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影印问世。
    新中国成立后,徐恕将其所藏图书十万余卷册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一片赤诚的爱国情怀,由兹可见。这一点上,徐恕可与天津的大学者和大藏书家周叔弢相媲美。两位大收藏家,一南一北,堪为后世崇仰的楷模。徐氏藏品中的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近万册,现藏于湖北省图书馆。另有宋元、明、清画卷、册页、扇面、手札、楹联、金石片、铜镜、刀币、瓦当、封泥、印章、拓本碑帖等文物7000余件,以及徐氏私人藏印200余方,均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据说,徐恕刚刚献出了自己终生所爱所藏,旋又用奖金托友人在京购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足本631册,只为补足和丰富所献之书。爱书人的心事,谁能真正体会和理解?1956年9月,徐恕先生又向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捐赠了500箱、三万余册藏书,其中大部分为线装古籍稿本、精校本等。这一部分藏品在1960年也归入了湖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拥有了徐恕捐赠的藏书,不仅在馆藏数量上大有增加,在古籍收藏质量上更是令人艳羡。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孤本、善本,再如纪晓岚手批《史通故训补》,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手稿本《经雅》,顾景星《黄公说字》抄本等,皆为徐氏独藏。湖北省入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批校题跋本共有198部,徐氏旧藏就占了六七成,而且是四部兼收,门类齐全,尤以小学和清人文集最为丰富。
    徐氏所藏文物以明清两季的书画居多。画家如吴门文征明及其子文嘉、文彭、玄孙文点,江夏吴伟,松江董其昌,浙江蓝瑛,明末清初四大高僧之一的朱耷,清初四王中的王时敏、王鑑、王翚,金陵八家中的龚贤、高岑、胡慥等人的作品,皆有收藏。其中董其昌墨笔山水轴、仇英文姬出塞扇面、朱耷荷花水鸟图扇面、陈谟青绿山水轴、江夏派创始人吴伟的雪渔图轴等,皆为稀见精品。仅董其昌一人的作品就有十二件。书法作品则有文征明、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吴宽、李东阳、陈道复、戴本孝、王穉登、奚冈、莫有芝、王铎、何绍基、邓石如、伊秉绶等名家的真迹,立轴、手卷、条幅、扇面、楹联,无所不有。碑帖、器物中则有《岳麓寺碑》等珍稀碑拓。岳麓寺碑立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九月,李邕撰文并书。徐恕所藏乃南宋时拓本,有王福庵题序,黄侃跋诗。徐恕私人藏印有二百余方,其中多为民国名家如徐新周、钟以敬、王禔、李尹桑、黄廷荣、吴隐、吴朴堂、唐醉石、方去疾等人所治,被赞为“印石双美”。
    徐恕尝谓:“不以货财遗子孙,古人之修德。书非货财,自当化私为公,归之国家。”他曾摘出陆放翁《剑南诗稿》里“传家只为传书种”一句,专请篆刻家吴朴堂治藏书印一枚,借此表述情志,亦向后人传达了殷勤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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