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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康 :周越然捐书无关郑振铎  

2014-02-21 15:39:14|  分类: 家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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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越然捐书无关郑振铎

陈福康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2月19日   03 版)

    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曾经发表周炳辉《琐忆祖父周越然》,文中有《沉重的1957》一节,说“1957年,是颇不平凡的一年。从料峭的早春二月,到风云突变的夏天,从‘百花齐放’,到扩大化的‘反右’,在知识分子的上空,不是和煦的阳光,而是惊恐的风暴。这一年,已经年逾古稀的祖父,忽而做了两件看来异乎寻常的事情”。“第一件事发生在春天。祖父不与任何人商量,也不委托任何人,就独自办完了这件事。直到四五月间,他才告诉我捐书一事。他是那么爱书,几乎视书如命,那为什么忽然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且立即付之行动,一无犹豫?我们无从理解,也无从猜测。但有一个现象是:这是在郑振铎近期来访之后发生的……那次,郑先生来访,祖父十分高兴,他们在西厢的书斋里交谈,谈得很久。然而在郑先生辞别之后,祖父就有点异常,他在客堂里走来走去,刚走进书斋一转,忽又回卧室,不读书,不看报,呆坐在书桌边。隔了好多天,他又进书斋忙着翻书,把书堆在一角。他不把书拿到卧室里去读,而且好像很焦躁的样子,谁也猜不透他究竟为了什么。等到他办完捐书这件事之后,家人才隐约地感到祖父近来情绪的波动、不安,似与他的‘历史问题’有关。为了卸下这个包袱,他作出了捐书的决定,而且捐出了他后期藏书中最有价值的精品:元明刻本一百三十三册,这是通过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给国家的。”
    周先生文中虽然说这件异常的事他“无从猜测”,但读者谁也看明白了,是郑振铎给周越然施加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周在“惊恐”“焦躁”之下,极其痛苦地被迫“捐”出了视如生命的“后期藏书中最有价值的精品”!这样说来,这绝不是一件佳话,而是用了不正当手段的掠夺。即使不是攘入私囊,也是丑闻一桩。
    然而,在1957年前后主动向郑先生(因为他是首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提出,或者在郑先生鼓励下自愿向国家捐献珍籍和文物的藏家多矣,我掰掰手指头就能举出一大串名字,如张元济、周叔弢、张伯驹、潘世兹、丁惠康、朱启钤、刘肃曾、熊述匋、赵世暹、傅忠谟、翁之熹、甘汶、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荣德生、吴瀛、吴祖光、徐悲鸿、廖静文、朱偰、刘少山、周作民、徐伯郊、张珩、李庆城、朱剑心、潘景郑、吴文良、朱桂莘、张子厚等等。我曾看过很多有关他们捐献事迹的原始记载、当时的报道及后人的回忆等等,甚至还访问过其中的若干人士,从来没有看到过或听说过有如此不体面、不愉快的事情。
    但周先生说是亲眼所见,言之凿凿,又令人不能不信。而且,这一说法估计很快就会被某些专门搜罗这类材料的学者所引用。幸好,1957年郑先生留有完整无缺的详尽的日记。经查核,那年从1月1日至4月16日,郑先生没有离开过北京;4月17日,他率领全国政协视察团离京赴西北视察,至5月16日回到北京;此后,9月3日他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赴保加利亚访问,紧接着他一个人又连续赴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两国讲学,直至12月2日回到北京。也就是说,不仅在1957年的“春天”,甚至在“沉重的1957”整整一年中,郑先生根本就没有来过上海。那么,他怎么到沪上周越然“西厢的书斋里交谈,谈得很久”呢?
    因此,周炳辉先生的上述说法是不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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