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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大地 攸子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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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亮:雷海宗的留学岁月  

2014-02-19 20:31:52|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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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的留学岁月

宗亮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1月29日   07 版)
宗亮:雷海宗的留学岁月 - 潇攸子 - 潇湘大地 攸子情深
1927年雷海宗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

    1962年9月15日,身在南开大学的雷海宗给在万里外的弟子何炳棣回了一封信,信里表扬了何氏在美国取得的成绩并介绍了自己的近况。算起来,从1960年春何炳棣写信到雷海宗回信,已经隔了两年多,时间实在是拖得有些久。不过,冥冥中仿佛早有安排,何炳棣将要去任教的芝加哥大学,正是雷海宗魂牵梦萦的母校之一。1922年,20岁的雷海宗远渡重洋,在芝加哥度过了五年的学习生涯,在那里,他获得了自己的哲学博士学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芝城的好学青年

    中学时代的雷海宗原本就读于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雷海宗插班进入的是二年级,与他同转入的还有刘行骥、卞彭年、沈铭书、魏毓贤等人。在清华,雷海宗表现优异,三年后,他取得了公费留美的资格。

    雷海宗这一批的出洋学生共有135人,除了来自国内不同学校的74名自费者外,还有清华的61名毕业生。据《申报》所登载的一份材料,雷海宗最初所选择的学校似乎不是芝加哥大学,专业也并非历史。在这份材料中,雷海宗的名下是克拉克大学的教育学专业。与其情况相似,雷海宗后来的芝加哥同学,许多人最初的选择也不尽相同,如闻亦传和刘绍禹原本选的是迈阿密。同往芝加哥的宋俊祥曾道破改校的心理:“原想往米西根大学,到了芝加哥后,为食欲所动,就同邓式曾一起住下。……先我等一月来的王昌林亦犯此病。他原定往欧柏林大学,只因贪芝加哥中国饭好吃,也留下了。”因贪美食而留下,多少有几分玩笑意味,选择芝加哥大学,应是多重权衡的结果。雷海宗更看重的应是它的学习条件。正如周培源所说:“芝加哥为美国最著名大学之一,其功课颇认真,其教授皆一时知名之士。故入芝加哥所受之训练,其价值当胜规模狭小设备简陋之学校万万矣”。

    到美后的雷海宗的确将学习作为头等要事。多年后,雷海宗的校友、一九级的黄钰生回忆起来的印象还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发达,男女社交公开,血气方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难免受到影响,卷入较多的活动。但雷海宗专心读书,毫不旁骛”。关于雷海宗在芝加哥大学刻苦学习的经历,当年的传说很多,据同校学生撰文记述,雷海宗因为对学业太过专注,还被同学们送上了“今之古人”的称号。

    绰号归绰号,雷海宗的用功,还是赢得了老师与同学们的肯定。雷夫人张景茀回忆,到芝加哥读头一年时,雷海宗写了一篇文章,大受该校教师的称赞,还问他如何学得这样好的英文。而王敦书先生介绍,因在学业上取得的突出成绩,雷海宗在美时深受导师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

    芝加哥大学对学生要求较高,无论是在班级的安排还是课程分数的评定上,都从严控制。清华的学生进入芝加哥,要按照清华取得成绩的绩点定高下,九十绩点以上的可以进入大三,一般进入大二。尽管要求很高,但雷海宗在读期间,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天赋与勤奋,多次获得奖学金及相关荣誉,在同学们的记忆中,不乏“雷君在芝专门历史,曾得两次荣誉褒奖,及一次之成绩奖金”、“何运暄等皆带荣誉毕业,张英越、雷海宗并各得了180元的学费奖”的情况。

    雷海宗不仅在学业上给留学生树立榜样,有时他还亲自劝说同学们专注学习。据黄钰生回忆,雷海宗规劝他抓住难得的机会,利用大好的条件,努力学习,不要受外界的干扰。黄钰生因此一直视雷海宗为诤友。

    “今之古人”的另一面

    尽管顶着“今之古人”的称号,尽管留学生中流传着雷海宗“埋头读书,不干外事”的“名言”,但这并不妨碍雷海宗发掘自己的生活情趣。从雷海宗在芝加哥期间的业余生活来看,他并非那种完全读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

    雷海宗是注重交游的,他与在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都相处比较融洽。与他一起合住的是二二级的三位同学——何运暄、刘绍禹与闻亦传,有意思的是,这三人最初都是学心理学的。雷海宗与这几人在清华时就比较熟悉,而何、刘、闻三人到芝加哥后也都发奋学习,何运暄读书甚勤;刘绍禹每天抱着德国心理学家冯特的原著大声朗读;闻亦传由心理学改学医,终日埋头实验室,解剖蛙、乌龟、螺丝、蚌等,与这样几个学友住在一起,相互砥砺,每个人的学业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除开学业,雷海宗与室友常常轮流煮饭洗碗,生活过得甚有滋味。雷海宗与张景钺关系也很好,学成回国后娶的就是张景钺的妹妹。

    雷海宗的足迹也并不限于芝大校园内,他对芝加哥市内的图书馆、博物馆、资料室等相当熟悉。有时,他会与学友们一起流连于芝城的名胜古迹。1922年11月26日,他与闻一多、黄荫普、何运暄、宋俊祥、姚崧龄等同去逛了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Field Museum)和艺术学院博物馆(Art lnstitute Muse?鄄um)。闻一多记下了这次游玩的有趣经历,“不引他们久看西洋画,而到有中国的美术品之处,我总对他们讲解赞叹”,其余众人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雷海宗反对无节制的男女社交,但对清华同学会在美组织的活动并不反感。1923年9月29日晚,芝加哥大学清华同学会在“麦雷兰如意馆”聚餐,这次除何墨林、黄钰生、曾宗毅、孟继懋四人因事未到外,其他13人全部出席,雷海宗也在其中大快朵颐。1925年10月2日的聚餐,雷海宗还写了一篇“芝加哥通讯”记载见闻:

    十月二日,适逢中秋。芝城清华同学会廿余人相率至唐人街之万芳楼代胃先生庆祝秋节。是晚也,月圆天清,肴胜兴浓。诸青年学子无不尽情欢绪饱享口福者。然人性各异,表舒亦自不同:文质彬彬,沈静寡言者,则闻齐二张(玉哲,景钺)也。高谈阔论,冠冕堂皇者,则姚永励也。鸿声高斗,满口大嚼者,则梅贻宝也。并肩端坐,言谈雅致者,则周思信与黄女士,王绳祖与吴小姐也。来回走动,料理应酬者,则王会长(化成)也。满心计算,逢人索债者,则冀会计(朝鼎)也。半口大吃,半口高谈,两不相搅者,则吴士栋与周培源也。恺悌君子,文士态度者,则陈克忠与翟桓也。大人先生,谦恭和气者,则余相林与许继廉也。弥陀含笑,耳筋振动者,则骆启荣也。紧相挨坐,低语轻笑,茶饭懒食,四目对射,一若旁无人者,则三日前宣布婚约之区博士(沛久)与蔡小姐也。不言不语,闷坐一隅,一心吹求他人是非者,则不才也。

    这篇颇为有趣的“小记”生动地描摹了聚餐当晚各人的情状,对每个与会者的特征把握得十分到位,雷海宗也不忘将“一心吹求他人是非”的自己揶揄一番。文章末尾,雷海宗故作郑重地强调“同学之短,既已全盘托出;已沥之水,安能复收?谨颂一首,以赎罪于万一”,这是一首戏仿曹操的《短歌行》的打油诗: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肴馔,友朋相过?闹闹笑笑,谈谈说说。幸逢佳人,放心欢歌。“五百”麻雀,戏园“摩托”。逢年过节,倾囊果腹。此机一去,万金土苴。食色性也,人生所属。道德仁义,朽烂污腐。宇宙无心,人造祸福。及时行乐,其庶几乎!

    该尽兴时就应尽兴,即便是“不言不语,闷坐一隅”,雷海宗也并不否认此番聚会的快乐之意,正如“通讯”最后一句“自古忧愁无人和,那见欢乐少侣徒”所言,他还是十分愿意与众同乐的。

    非但如此,看似文弱的书生雷海宗,课外还是一个体育爱好者。雷海宗的同学宋俊祥曾介绍,中国留学生在课余“尤未忘情于运动”,他认为这是“清华学生特性”,即留学生们将清华的好传统一直带到了国外。雷海宗在芝加哥钟情的是网球运动。虽然经费和补贴有限,但为了强身健体、陶冶情操,雷海宗还是与何运暄等人一道买了“最上等”的网球拍,爱好网球的小伙伴们还组织了一个Regular squad,每天都勤加练习。网球之外,留学生们又“买一对手套,大打棍球”,并且还打算“组织一永久足球队”。积极参加运动,保证了雷海宗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应对繁重的学业。留学的这五年,雷海宗身体状况还算不错。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抗战年代的雷海宗曾因为贫血在马路上昏倒;晚年的雷海宗身体不佳一直被病痛折磨——那时的情况,与在美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生活压力,雷海宗已没有更多精力投入体育运动了。

    读书不忘忧世

    雷海宗在美求学时,父亲不幸去世,为承担家庭责任,他每月要从生活费中节省五美元寄回家中。不过,由于有政府发放的留洋补助以及教会的津贴,经济上尚可维持。这样的条件,也保证了他能够安心读书撰文。

    雷海宗的阅读范围很广,他的主业是历史,副修哲学,故对这两方面的内容必有涉猎。雷海宗发表的一篇文章后附有参考书目,可以略窥他的读书兴趣,其中包括《The Hibbert Journal》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两种杂志,以及Bernhardi的《Germany and the Next War》,Hobbes的《Leviathan》,Machiavelli的《The Prince》,Ralph Barton Perry的《The present con?鄄flict of ideals》和Plato的《The Re?鄄public》,等等。无论是《理想国》、《利维坦》、《君主论》这样的名著,还是新近出版的学者著作,雷海宗都有关注,可见其读书之博。雷海宗不仅英文好,法文也很精通,所以他也读过不少法文书,他的博士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正是在阅读了1913-1923年新出的《杜尔阁著作集》的基础上写成的。

    除此之外,据张景茀回忆,雷海宗对佛学也比较关注。实际上,从现存的资料来看,由于与基督教有着一层因缘(雷海宗的父亲雷鸣夏是当地基督教圣公会的牧师,雷海宗读书时代受到教会的资助),他对基督教相关问题也进行过探讨。1926年《圣公会报》第十九卷第八期上载有雷海宗的两篇文章,都与宗教相关。在《元代基督教输入中国纪略》一文中,雷海宗通过对中西史料的梳理,详细叙述了元代基督教传入、兴盛及衰落的过程,从这篇文笔流畅的论文,可以看到雷海宗的考证功力及对相关史实的熟稔。《安第斯山耶稣之铜像》则由阿根廷和智利边界的铜像入手,讲述了阿智两国最终实现和平的历程。据文章末尾的注释,该篇是“由国际联盟稿内译出”,可知雷海宗的翻译活动,在芝加哥大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文章的最后,雷海宗加了一案语:“我们在中国,也能效南美洲人所实行的和平运动么,敢问?”

    雷海宗的这一问,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从以后的学术历程看,除了撰写专业论著,雷海宗始终保持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他撰写了不少政论性文章,论说“历史·时势·人心”相关问题。而这种政论性文章的滥觞,也是在留学时期。1925年雷海宗写出了《“五卅”的功臣》(后节选刊于《留美学生季报》),1926年又刊出《强权即公理说》,这两篇文章都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前一篇文章,是他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创作的,文中由“五卅”的问题联想到历史上的纪念日,认为《南京条约》签订日比十月十日更值得纪念,“十月十日不过是几个人糊出来的一个纸老虎罢了。用针孔一扎,我们就知道他是空空洞洞的,盛满了空气”,可见他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不满意的;后一篇文章中,雷海宗举出各种例子包括美国1925年刚发生的“猴子案”等来论证“强权即公理”的说法,最终的结论是“强有力的人——特别是强有力的国家——处处亨通,凡事可作。有力去保护他的公理的人才配谈公理。有力保护她的疆土的国家才配承受那土地。无力的人与无力的国家就无公理可言”。且不论这种观点合理与否,明显可看出它是有针对性的,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雷海宗大声疾呼,希望能有强有力的国家、强有力的政府来保护自己的人民与土地,同时在世界上赢得“公理”。贯穿雷海宗一生的“惓惓爱国忧世之心”,这时已经能够充分展现出来了。

    芝加哥的这五年影响了雷海宗一生,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在心底里,他从未将之忘却。1962年,他在给何炳棣的信中写道:“我知道你将要担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史教授,非常欣慰,你今后必能更顺利地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芝加哥市内似乎有一个专门收藏中国图书资料的图书馆,对你从事经常性的研究,可能有帮助……”时光已经过去了40年,他仍对芝城的一草一木记忆犹新。只是,饱受磨难的雷海宗已经没有机会再到彼岸的校园中去走走看看了。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不幸病逝,终年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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