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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诸葛计:张政先生给我们留下的……  

2014-02-19 20:30:22|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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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政先生给我们留下的……

诸葛计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1月29日   07 版)

    在我办公桌抽屉的最当面处,一直存放着1973年4月10日日本相扑访华团团长武藏川喜伟,于北京饭店举行招待宴会时,所赠的一只木制正方形酒盅。那天晚宴就是用这只酒盅喝的日本清酒。酒盅外侧相对的两面均有“白鹿”二字。另外两边则分别是“日中友好亲善”和“访中相扑团”(均为繁体汉字)。将这样一只酒盅保留了将近40 年,并非是我以此为荣,亦非日本的清酒给我留下了多么难忘的记忆,而是另有两个原因:一是这只酒盅形制朴素大方,置于手边放一些图钉、曲别针、橡皮、铅笔刀等小文具颇为适用;二是更重要的,它留下了我对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内张政烺先生一段难以忘怀的回忆,时时提醒我去体味和学习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那种品性与气节。细说起来,就要追述到41年前了。

    那是1973年。根据中日双方的文化协定,当年4月,日本相扑代表团要到我国进行访问演出。因为日本的相扑源自中国,这个代表团兼负有追寻相扑在中国历史源流的任务,故要求中国方面派出有关专家,给他们作一番中国相扑历史的介绍。

    时间已是3月底了,驻所军宣队才接到此项任务,要求4月初就要将资料整理完成,随时准备接待来访的日本客人。“相扑”虽源自中国,但在我国的当代体育中,已没有这个项目,连“相扑”的名称,人们都感到有点生疏了。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各方面都是乱糟糟的,也无从查找体育史中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在时间紧迫又茫无头绪的情势下,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在学界有“活字典”之称的张政烺先生。于是便命我和叶桂生兄同去协助张先生突击准备这个资料。

    当时,我到所虽已10年,桂生也有9年(他还是研究生毕业),但这九十年间都是在劳动实习、“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基本还没有接触到业务工作。所谓“协助”张先生,我们俩是无从“协助”的,只不过是使我们得到一个向张先生学做研究工作的机会罢了,这对于我们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过去我们对先生并不熟悉,只是久闻其名而已。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批判者站队的行列中,我们才得以初次识荆;也是在那一场场的“揭发”、“批判”会中,才更加深了我们对先生博闻强记、知识渊博、学问高深的印象。诸如先生在学生时,曾就《封神演义》的作者问题写给胡适先生那封信的事,我们就是在一次批判会上才听到的。不过上台批判的那位青年同志,可能也只是道听途说得来的舛传,把此事说得活龙活现、更加戏剧化了。略谓:某次胡适给学生们上课,演讲中对一部书的作者名字,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场面颇显难堪。此时,是听讲课的张先生给胡先生递了一个字条,才使胡先生体面地下了台。批判者举此是作为“炮弹”,要揭露“反动学术权威”张政烺与“反动文人”胡适的关系。但效果却适得其反,众多的听批判会者反而从这个例子中,增加了几分对张先生的敬佩。起码我和桂生兄都属于听者中这一类的人。 

    我们受“协助”准备资料之命后,便同到建外学部宿舍6号楼张先生家。当我们向先生传达军宣队下达的任务和说明来意后,先生先是“哈哈”笑着重复一句“相扑?相扑!”,得到我们肯定地点头之后,他便转为眼望天花版,以右手半曲的食指轻轻地扣击那宽阔的右额思考起来。很快就从他的书架上取出几函线装书来,让我们在他指定的篇目中去找有关相扑的段落。接着又边思考,边在茶几上开出了一个书单来,有《礼记》、《汉书》、《太平御览》《事物纪原》等,约有十来种。先生当时对我们学问根底的情况并不了解,以为开出书单之后,我们便可以去找到相关的资料了。但当他开完书单之后,见我们还不得要领地乱翻乱找时,他略思片刻便毅然决定改变工作方式了,说:“考虑到所里图书室的书,还没有从战备箱里还原到书架上,有些书可能不好找,你们就在我这里一起查吧。”听到此话,我不知桂生兄是怎样想的,反正我心里很有点五味杂陈的复杂味。一是为自己的基础太差、无知无能感到羞惭;二是解除了怕完不成任务的担心(原先我以为先生开出书单之后,剩下就是我们俩的事了);三是深感先生关怀后辈的高尚品格。你看,他明明是看透了我们那点水平,担心我们自己按他开的书单去查书,进度太慢,可能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才决定改变工作方式的。他不但没有一点责备、鄙屑之意,也不点明,还以所内图书室的现状为由,为我们找出了一个体面下坡的台阶,免伤了我们的自尊心……

    在整个四五天的工作里,所有资料几乎全是先生亲自找出来的,我们实际只给先生当了几天的抄录员罢了。就是这个抄录员也没有做到十分合格,因为不少的资料还是先生亲手抄的。对于从书上抄录出来的这些原始资料,还要进行一番研究工作,才能成为有用的资料。这个研究的工作,也都是先生一个人完成的,它的物化产品便是对每条资料写出的“抄者按”。

    这些“抄者按”,即是该条资料的点睛文字。这些点睛之笔,没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史学素养,是点不出来的。将这些点睛文字串联起来,就将相扑在中国的大体源流演变勾勒出来了。也正是从先生的这些“抄者按”中,我们初步领悟到了面对古书中的一段原始资料,如何紧扣时代,如何提其要点,如何与其它资料互证,从而形成自己的点滴看法。我在上学时,也读过一些古籍,抄了不少的卡片,甚至在学报上发表过介绍自己做资料工作的方法。但到头来,一堆堆资料就是提不起来,难以发挥其作用,最终变成了废纸。

    先生的这些“抄者按”,给我以启迪,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甚有影响,故对这份资料我一直珍藏着,且未曾轻易示人。如有机会,我将采用适当方式公诸于众,一是作为对先生的纪念之意;二是冀其有惠于后学。

    张先生不仅知识渊博、学风严谨,而且深明大义,有着浓浓的国家情怀。这也是我这次在与先生共同接待日本相扑团时所体验、所亲见的。

    日本相扑代表团按两国文化协定,如期来华进行访问表演。4月10日晚,是他们到北京后的首场表演。请中国专家给他们介绍相扑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就安排在当日的上午。头天接到通知后,军宣队还是安排我陪张先生去(其实桂生兄为先生做的协助工作比我要多)。在我的想法,一位老专家出席会议,有一个年青人陪护是很正常的,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很具体的任务。但张先生却坚持将整理出来的资料,要分由两人来讲,他讲前段,我讲后段。对此,我先前毫无思想准备。因为张先生是专家,资料也是由他做成的。再说,在北京饭店这样庄严的地方,面对外国人,我也有点怯场。但先生还是一再坚持。相持直到很无奈的情况下,先生才尽掏肺腑地说:“由我个人来讲,不是不可以。但由我们俩人来讲,表明我们是老青结合(原话,其实我已不属‘青’了)。如果由我一个人来讲,人家会说中国的学者没有自由,出来讲课都有政工人员来监督。”

    啊!原来如此!听到先生这话,我的眼眶登时布满了泪花,几乎要掉了出来。在经历了多年被人另眼相看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又正遭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雷霆劫难,前不久才刚卸下东岳干校猪倌“桂冠”的老一辈专家的张先生,竟有这样的意识,这样的胸怀,这样的民族大义,时时注意维护我们国家的形象,谁人听了能不动容?能不五体投地?!

    先生虽已永离我们而去,但他那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良心和民族的意识,却是值得我们继承和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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