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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桂元:作家体质与文学的关系  

2014-02-19 20:29:04|  分类: 家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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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体质与文学的关系

黄桂元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1月29日   03 版)

    作家的体质对文学写作能有多大影响?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我说,作家的“活儿”都是在案头完成的,与体质如何无关,相信许多作家都不会同意。比如,写长篇巨制对于体质就有要求,常使一些踌躇满志者望而却步。作家属于特殊的人类“种群”,长期伏案、殚精竭虑而致恍惚失眠,身心透支,几乎成了一种生活常态,这时候各种疾病极易乘虚而入,最轻也会是“亚健康”。

    体弱多病对于一个人是不幸的,其作用和结局却未必雷同。中国民谚有“久病延年”和“歪墙不倒”的说法,同样适应于描述作家体质。有的人病体附身,反而会刺激出比寻常更灵敏、更尖锐、更妖娆的生命感受,文字亦别具风情,这是一种与疾病有关的隐喻;运气好些的,貌似弱不禁风,内里却极富柔韧度,且有不可小视的自我保护和修复能力,加之上苍眷顾,最终有惊无险,延年益寿,这又是一种与生命哲学有关的隐喻。

    孙犁曾在多篇随笔中谈到自己体弱多病,“幼年体弱,且有惊风疾”,“脱离一个时期的文墨生涯,对我日渐衰弱的身体,也有好处”,“一九六二年,我大病初愈”,“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由此深居简出,在家读书,养花,静思,写作,与他同时代的大师级乡村小说家,如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寿数皆在60至70岁之间,被文坛视为最具才华的孙门弟子刘绍棠,也只活了61岁,但孙犁还是孙犁,体弱依旧,多病依旧,却细水长流,笔耕不辍,83岁出版了《曲终集》,活到九轶高龄。天津另一位老作家杨润身,当年《白毛女》电影文学剧本作者之一,30出头患了肝硬化,被医生判定只有“半年”活头,杨老先却以病弱之躯送走了数十个“半年”,之后55岁那年,他又感到“我的笔丢了,要到故乡,革命老区平山县去找……”,遂每年都回河北老家体验生活,现已出版八部长篇小说和一部散文集,今年九十有一,内心仍有写作冲动。

    文学史上,令人惊叹的壮汉作家也并非没有,却似乎寥寥可数。列夫·托尔斯泰当过炮兵连长,骑马、打猎、游泳、滑冰、划船无所不能,田间劳动的习惯更是保持了一生,他经常主动帮别人盖房子、砌炉灶、割草、劈柴,这都需要力气,古稀之年还和农民一起锯木头,浑身体力像是用之不竭。海明威则九死一生,经历传奇,打拳击,斗野象,捕大青枪鱼,玩高山滑雪,参加过一战、二战和西班牙内战,遇两次飞机失事,受伤和动手术是家常便饭,他的一个膝盖被炮弹击碎,换了一块“白金膝盖骨”陪伴他一辈子,竟感觉“比原来的还好用”,仿佛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摧毁这位铁汉,只有他自己。萧军年轻时当过兵,曾任见习官和武术助教,好打架,性耿直,壮似铁塔,嫉恶如仇,看上去更似一位令人生畏的“赳赳武夫”。他们的强壮与济慈、肖邦、卡夫卡、萧红、林徽因等人的孱弱,形成了对比鲜明的不同生命风景。

    有一类作家的孱弱体质仿佛与生俱来,很容易被病魔青睐和纠缠,但疾病在对他们的生命造成挤压的同时,也常常使得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狂野无羁,登峰造极。尼采的世界四分五裂,这位自称“新世纪的早生儿”的诗人哲学家,从小浑身是病,眼睛有“四分之三的失明”,却创立了辐射后世的“超人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癫痫病困扰了足足30年,那个“恶魔”可随时发作,使他常常在书桌前、马路边、与人谈话中,甚至在睡梦时轰然倒地,这种可怕的症状,却成就了一位世界文坛罕见的病态心理描写大师。

    如果说上述两个“病例”比较特殊,属于个案,那么稍加观察就可发现,许多患“肺结核”的作家多有共性的象征意味。与表征为晦暗、萎缩、丑陋的常见病相不同,肺结核患者的脸色往往是苍白的,他们在咳嗽或发热时,又会两颊玫红,苍白与玫红的交替构成了某种隐喻,这一切诱惑着诗人,在他们的笔下散发出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楚楚风韵。他们在主题、风格和“病态”美方面,甚至形成了“另类”优势,被美学家喻为一种“艺术家的疾病”。也可以理解,济慈何以对雪莱惺惺相惜:“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我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引证《牛津英语词典》的说明时指出,肺结核的同义词是“耗损”。对于作家,这种“耗损”是一柄双刃剑,它难以支撑鸿篇巨制的写作,却可把潜隐其间的生命能量无限释放,使之浓缩为想象与修辞的精华。1917年,卡夫卡患了“肺结核”,时有咯血,久治不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患的是心理疾病,肺部的疾病不过是我的心理疾病的蔓延而已。”卡夫卡坦然接受此病,且还为其歌功颂德,“结核病既带来‘精神麻痹’,又带来更高尚情感的充盈,既是一种描绘感官感受、张扬情欲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压抑、宣扬升华的方式。尤其是,它肯定了下列做法的重要性,即意识上更敏感、心理上更复杂。健康反倒变得平庸,甚至粗俗了。”如果你知道了《饥饿艺术家》、《城堡》等作品都是其病后之作,还会怀疑卡夫卡所言之真实性吗?也曾有论者注意到,鲁迅晚年杂文风格与他长期患有肺病有关,伴随病状的低热、咳嗽、盗汗、气胸,会加剧患者情绪的焦虑和易怒,并化作制敌的匕首和投枪,恐非无稽之谈。

    人的个体生命,经过精血孕育而呱呱降世,既是必然,也属偶然。遗传基因决定了各自体质的强弱优劣,我们也只能选择接受。没有谁愿意体弱多病,保持“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总是有利而无害的。其实,无论人如何注意自身养生,都不可能与疾病绝缘,作家也是如此,体魄强壮固然值得庆幸,体质病弱却也不必沮丧。人活在世,赋予身体以超越性的意义,让健康与精神生活质量挂钩,就会享受到突破肉身制约的乐趣。无论作家体质如何,都能有堪称极致的用武之地,或许,这也是大自然、造物主有关生命公平原则的精彩诠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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