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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刘仰东 :一张纸的两面  

2013-09-11 20:49:06|  分类: 文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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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纸的两面

刘仰东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9月04日   03 版)

    民国是一个诱人的年代,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人生的际遇脱不开时代背景,即所谓“时势造英雄”,这是贯穿古今的公式和共识。因而回首民国,可以认识许多丰富动听的人生,也可以认识许多跌荡浮沉的人生。由帝胄而傀儡,由皇族而草民,由爱国者而卖国贼,由地痞而绅士,由戏子而“博士”,由娼优而名流,由富豪而乞丐,由草寇而将帅,由权贵而囚徒,由热血青年而汉奸败类……形形色色的个体人生轨迹纷纷亮相,反差之大,变换之快,涵盖之广,在从前和后来,恐怕都是难得一见的。人生的起落,概括起来,其实不外乎两类:发达和败落。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套用于此,那便是:暴发户都是相似的,败落者各有各的败笔。

    民初的一些政客、军阀、王公,走马灯似地轮流上台下台,大多尝过败阵的滋味。有人习惯于拿政治生命当秤砣来衡量人生的一切,实非恰当。政治上的失势,对民初的某些人物来说,还算不上彻底的败落,他们的生存环境、状态和心态大体依旧。例如“张勋复辟”的闹剧落幕后,张勋在天津的租界里仍然锦衣玉食,不改奢华之色。他名下有无数房产、几十家企业;他与实权人物张作霖、两位国务总理靳云鹏和潘复以及江西督军陈光远等结为儿女亲家,和各路名流周旋应酬;他死后备极哀荣,葬仪耗资10万,与袁世凯的治丧费用相仿。类似于张勋这样的人物,在民初并不少见,官场失足,军权旁落,日子却过得有声有色,“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可谓失势而未落魄,这也体现出一种较为合乎情理的世道。而另一类,其实也更值得一提的,是将“原生态”连根拔起的整体上大起大落的人生。

    张学良属于这一类人中典型的一例。他自小过着想怎么过就怎么过的日子,不及30岁就成了中华民国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西安事变前,生活之于他,只有一面,没有另一面。西安事变那年,他年仅36岁,一夜之间,便从人上人化为阶下囚,滚到了人生的另一面。抗战时,张学良一度被拘禁在贵州的乡下,曾对代表戴笠来探视的军统特务叹道:“我活了半世的人,以前确不知道生活的艰难,而今却不同了,譬如说吸香烟,从前不管什么烟,抽不到半截便随便扔了,而今么,就要把烟头都吸完,并且觉得很有味道呢。又譬如穿鞋子,现在穿的是布鞋子,我常常对四妹(赵四)说,我走路都是捡土中走,竭力避开踏着石头,怕布底容易磨成洞,这就是才知物力之艰难。”从生活的末梢和细节上,最可见一个人的真实处境和心态,张学良此时,确如一只落地的凤凰,纵有天大的能耐,除了叹息,也已别无选择。

    和张学良有些类似的,是上海的闻人邵洵美。邵生在名门,与李鸿章、盛宣怀沾亲带故,继承过万贯家财,一家五口,一度被三十多个仆人伺候着。邵属虎,年轻时,“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式酒店,邵每过生日,事先必在“一品香”定做一个和真老虎一样大的奶油老虎,作为生日蛋糕。邵落难于20世纪50年代末,因“肃反”的余波进了提篮桥监狱,和“胡风分子”贾植芳成为狱友。时逢三年困难时期,贾植芳后来回忆:“早晚那两餐稀饭,都是些汤汤水水,除去一些烂菜皮,米粒历历可数;中午那一餐干饭,其实是菜皮烂饭,形同烂稀饭,用筷子都挑不起来。”犯人们领回饭,都倒在自己的搪瓷缸子里,吃得很慢,有如品尝,还都舍不得吃完,余下一半,在两顿饭之间再“品尝”一次。贾植芳说,唯有邵洵美,不听大家的经验之谈和好意劝告,总是一气吃光、刮光,并一再念叨:“我实在熬不落了!”

    袁家某些后人的某些做派,也很值得一提。袁世凯过世后,起初几年,袁家还能维系与从前相差无几的舒坦日子。袁的一个儿子在燕京大学念书时,不住宿舍,每天包车上学,佣人跟着。课间休息时,佣人须行使职责———递擦脸手巾、香片茶、三炮台烟。但架不住坐吃山空,非长久之计。袁的另一个儿子袁克端终因挥霍无度,加上夫妻都贪恋烟榻,又别无他技,后来落得一天只能得到一块钱生活费的惨淡地步。即便如此,当梅兰芳来天津演戏时,袁氏夫妇还是当了一件皮袍定下包间,同去听戏。

    张、邵、袁三人的境遇,通达时没什么可比性,罹难后却能看出些许分别。邵与袁属于地道的花花公子,逐享乐而不计后果,即便败落到极点,也依然“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与其说是他们的习惯,不如说是他们的本性,可悲和可叹之外,也透着几分可爱。鲁迅就说过类似的话:宁愿与破落户来往,也不愿意和暴发户打交道。张学良则能感到“物力之艰难”,甚至能做到量力而行。以小见大,他在一些事关兴亡的关键场合堪当大任,不是没有缘由的。就心态而论,三人似乎差不多,估计都只能自叹悲凉了,倒是另一个“破落户”,与他们又有几分不同。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曾和我谈起,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他陪教育长宋振庭造访张伯驹。当时张住在后海附近的两间小平房里,室内陈设简陋,生着炉子,烟熏火燎,客人坐在凳子上。张曾为直隶总督过继子,和张学良同称“民国四公子”,过过一掷千金而不眨眼的日子,此时也可谓从生活的顶端跌到了底层。令人不免感慨的是,身临反差如此之大的境遇,张伯驹言谈自若,没有丝毫失落感,一副平和、恬淡的神色,尽显不俗、不恶、不卑的节操和魅力。或许可以说,张伯驹承传了苏东坡身上的某些人格衣钵。

    人生的一切,都含着变数,这大概就是生活的辩证法。只不过民国前后的这种“变数”太多而且太快,富不过半代的例子遍地都是。贾植芳在忆述邵洵美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的穷通祸福原来不过一张纸的两面。”意为很容易翻过来。这张纸一旦翻了过来,便如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里,小康人家和豪门巨室之间,是能够画等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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