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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塔:论诗、史同源于巫  

2013-08-08 11:18:32|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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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史同源于巫

北塔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7月31日   17 版)

    西方有“史诗”之名,中国有“诗史”之称,似乎都暗含着“诗”与“史”之间”“二合一”的关系。

    “史诗”是“诗”,但必须叙述历史,尤其是整个民族的全景式历史,而且要采用历史性的写法。反之亦然,在古希腊,历史性写作也采用诗歌的写法,希罗多德写的《历史》的每一卷都以一个缪斯女神的芳名命名。缪斯(英语:Mus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诗歌女神,一共有9位,其中第一位叫克利俄(Clio),她掌管的不是抒情诗或戏剧诗或史诗,而是历史。诗是总称,历史是诗的一部分,是诗的九分之一。历史是一种记忆,或者说记忆的书写。而古希腊人认为,诗歌又何尝不是依赖于记忆的写作?诗人赫西俄德在其《神谱》中说,所有九个缪斯姐妹都是众神之王宙斯和记忆女神墨涅摩绪涅(Mnemosyne)的女儿。

    “诗史”是杜甫的别称,最早见于唐代孟棨的《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个称呼有两方面的含义。1,杜甫用诗记录社会现实,让诗承担历史写作的功能。2,以诗记史的诗人同时也是史家,正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导言”中所写的:“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学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学家的秘书而已。”有人把此处的“秘书(secrétaire)”翻译成“书记”,不过,那可不是大权在握、动口不动手的“党委书记(secrétaire du comité du Parti)。其实,秘书和书记本来确实没有动口与动手之分,都属于“书”写者、记录者(écrituier)。在中国古代,“史”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称谓,或者说一种职位,相当于这个意义上的“秘书”或“书记”。《周礼?春官宗伯》中所说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都是“太史公”一样的史官。“诗史”体现的是古代学术体系中“文史不分家”的观念,一方面“以诗证史”,另一方面“以史说诗”。两者能结合就是最高境界(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是杰出代表)。

    那么,诗、史到底为什么能够“二合一”?仅仅因为她们都是记忆女神的孩子吗?

    最早的诗歌源于巫术咒语。《说文解字?巫部》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像人两袖舞形”。许慎此解有3点需要说明。

    1,在通行版本(如1963年中华书局版)的《说文解字》中,“女,能事无形”中间没有标点。笔者以为,应该标上,以突出“女”字,因为在许慎看来,巫都是女性,所谓“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说文?觋部》)。更加全面的说法是:“男”子可“巫”可“觋”,而“女”子只能是“巫”。《周礼?春官?神仕》曰:“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示之居。”贾公彦疏:“……言‘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者,男子阳,有两称,名巫、名觋。女子阴,不变,直名巫,无觋称。”

    2,“降神”后面应加上“接鬼”,因为,“无形”者,或者说,巫所要沟通的对象,除了神,还有鬼。如《易?巽》曰:“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孔颖达疏:“史谓祝史,巫谓巫觋,并是接事鬼神之人也。”史巫所接、所事的,既有鬼,也有神。

    3,“巫”字从形貌上看,确实像人甩着两袖在舞蹈(舞蹈艺术来自巫术),但巫师所用的手段不局限于舞蹈,还有歌唱,还有念诵。他唱的歌、念的咒就是人类最早的诗歌。《礼记?郊特牲》有这样几句:“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典型的咒语,巫师试图通过念咒来控制自然事物。让我来把这几行重新排列一下:

    土,反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

    草木,归其泽!

    这难道不是诗歌吗?至少是诗歌的初始状态。

    《诗经》中有大量巫师在做法式时唱的赞词、念的咒语。其中,《雅》的大部分和《颂》的几乎全部都是祭祀时唱的赞歌。《国风》中的一部分是原始巫歌的遗存。《召南?驺虞》是为了狩猎丰收而念的咒语,《周南?芣苢》则是求子的咒语,芣苢是一种中药,又名车前子,据说,妇女吃了,能怀孕生子。

    《楚辞》的巫文化色彩更浓,很多地方是巫语的改写或仿写。王逸《楚辞章句》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辞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朱熹《楚辞集注?楚辞辩证》卷上说:“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理学家从道德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楚辞中那些巫诗一样的章句不可取;但在笔者看来,这些章句正是楚辞的特色和魅力所在。我始终认为,总体而言,诗歌不仅要有人性,还要有一定的神性甚至鬼性。

    关于巫诗——巫师之诗,本人还曾耳闻。2006年,我去蒙古共和国参加第26届世界诗人大会。彼国国师——萨满教的大师宾巴道尔基也参加了一天的活动。那天中午,在大草原深处野餐时,我跟他聊了一会儿,他的英文相当好,经常到美国等国外交流。他也是诗人,当场爽快地送了我一本他的诗集,还签上他的名字。那天晚上,月白风低,吉普车载着我们,走过不像路的路,来到大草原的更深处。午夜时分,我们用树枝木头燃起了熊熊的烈火,空气凛冽的草原的夜晚变得温暖起来。大师的巫术表演开始了。他身材魁梧,穿戴上巫师的行头后,显得更加八面威风,煞有呼风唤雨之能。他给我们每人手里放了一把麦子,让我们一点点地把麦子撒向篝火。然后,他一手持锣,一手擎槌,给我们表演了萨满舞,其实是集合了音乐、诗歌和舞蹈的巫术表演。他口中始终念念有词,我什么都听不懂,但我知道,那是诗,是他在跟长生天进行对话,那样热烈、虔诚、纯粹和忘我。当他用木槌轻轻敲击我的背部时,我感到了巫术的也是诗歌的奇妙力量。

    “史”与“巫”也曾经不分彼此。早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出现了“史巫”和“巫史”那样统合的称谓。前面所引的《易?巽》中就有。《国语?楚语下》有“少”(黄帝之子)时代“家作巫史”的记载。这本身就说明“巫”“史”不分家的情形。有人说,上古从事求神占卜等活动的人叫“巫”、掌管天文、星象、历数、史册的人叫“史”。但这些职务最初往往由一人兼任,称为“巫史”。事实上,笔者认为,最初,“史”和“巫”之间没有这样明确的分工,所以也就不存在兼任问题;也就是说,社会上既有史,又有巫,两种人的职能有重叠现象。《竹书纪年》卷一载,黄帝时代“天有严教,以赐帝。帝勿犯也,乃召史,卜之龟。”“史”用龟甲占卜,与“巫”有多少区别呢?

    黄帝身边的“史”可能不止一位,但肯定包括仓颉。《春秋元命苞》曰:“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北塔按:《春秋元命苞》是西汉末年的谶纬之书,一般的版本中这句话的标点是有问题的,如:“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仓帝史皇氏”中间没有句读,会让人有至少3点疑问。1,仓颉是否曾经被称做“帝”?2,是否有复姓“史皇氏”?3,最严重的是,仓颉本是黄帝身边举足轻重的史官,《说文解字?叙》曰“黄帝之史仓颉”。如果这5个字中间不加标点,那么,仓颉的“帝史”身份可能就会被遮蔽掉,还可能阻碍我们对“史”这一社会角色本身历史的追溯和理解。仓颉既是史,也是巫,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淮南子?本经训》中这句关于仓颉的著名描写:“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作书”是作为巫觋的他在施展法术,鬼哭狼嚎都是非常正常的伴随性现象,别无它,这只是说明他的法力巨大。

    那么,仓颉为什么要造字?笔者以为,这应该从他的身份和职业上去寻找答案。他参与占卜,需要把占卜的内容记录下来。在他之前,有所谓结绳记事,画图记事等记录的方式,但这些方式都使记录的速度、数量和质量受到很大的限制,也影响到了他的工作效果。仓颉造字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把占卜的内容更加明确、详细、快速地记录下来。后来商周时期成熟的甲骨文本身就是占卜文字。记录媒介的革命性变化使记录的内容渐渐超出了占卜本身的内容,也包含了与占卜有关的很多事物,同时,也使记录者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升。在周朝时,“史”还参与巫术活动,不过,他在其中的分工主要是记录有关情况。《周礼?春官?占人》载:“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在一整套完备的占卜系统工程中,“史”占的是“墨”——书写的材料。慢慢地,史取得了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和独立性,从巫官系统中分离出来,成了专职记录者——史家。王国维《观堂集》卷六有对“史”字的考释,结果是:“史”象“手执简形”。在先秦,人手里拿着简,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手里拿着笔记本,就是为了记录。所以,《说文解字》干脆释“史”为“记事者也”。许慎这么说,有两点值得注意。1,“史”本来有装神弄鬼、占卜算命的一面,但他根本不提那一面。为何?因为他跟班固一样,是坚定的儒学传承者。《论语?述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原来他遵循孔子创立的原则。2,到了东汉,“史”身上的巫文化因素也确实被剥离得差不多了。

    总之,在远古,民智未开的时代,神、人、鬼曾经杂处,作为人与神鬼打交道的法宝,巫术到处盛行。诗起源于巫术,史则与巫不分彼此;因此,诗与史有着皮与毛、唇与齿一般的关系。

    也许,正是因为诗与史有着如此亲密的关系。古今中外,不乏“史”“诗”双修者。中国的如宋代的欧阳修,金代的元好问,清代的赵翼、黄宗羲和朱彝尊,现代的郭沫若、陈寅恪和陈梦家。外国的如意大利的彼特拉克、德国的席勒、法国的雨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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