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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孝远 :鲍斯曼和他的《文艺复兴的秋天》  

2013-08-25 16:01:43|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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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斯曼和他的《文艺复兴的秋天》

朱孝远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8月14日   07 版)
朱孝远 :鲍斯曼和他的《文艺复兴的秋天》 - 潇攸子 - 潇湘大地 攸子情深
威廉.鲍斯曼
朱孝远 :鲍斯曼和他的《文艺复兴的秋天》 - 潇攸子 - 潇湘大地 攸子情深
英文版《文艺复兴的秋天》,耶鲁大学出版社,2000年

    “史学前沿:历史学家的发现”之一

    提要:自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起,传统史学就倾向于赞美文艺复兴而贬低宗教改革,因为后者给世界带来了紊乱。鲍斯曼以善于寻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思议的现象著称,从而能够准确地找到“另外的一个侧面”,哪怕那是一种与光明对应的黑暗,或者相反,是一种与极端情绪相对应的人文色彩。为了捍卫光明,鲍斯曼不能不接受如此庄严的任务,这种任务是被传统的历史学家忽略了的,也是从他自己对文艺复兴毕生观察中得来的。

    偶然翻阅政治学教授海蒂·斯杜德尔关于威廉·鲍斯曼《文艺复兴的秋天》(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的评论,意外地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其意大致如下:

    这本书的注释少得令人震惊,让人很难视其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尽管表面上有些参考引文:如有人说这个;另一人说那个;七个人是这样在想,九个人是那样在想———几乎所有的参考数据都是如此这般地被引用。鲍斯曼书里的每一章,平均来看,都少于十个注释;而他应该做的,却是每一页要有20个以上的注解。我很惊讶,大学出版社,居然还出版这样的书!(海蒂·斯杜德尔:《评论》,《政治学评论》2002年冬季第1期,第188页)这种看法是极平常的,只是不能用于鲍斯曼。鲍斯曼先生学问已趋化境,情感和形式的统一程度已融为一体,无法分开。即使他不用很多注解,也只是因为他不愿意而已。斯杜德尔不知道,大思想家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需要来采用形式和手段的道理,刻意发难,真难为了她!这实际上是一个史学界大家都需要注意的问题:根据作品中的注释数量来估计天才作品,那是永远不会正确的。鲍斯曼以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 为书名,非常引人入胜:waning一词,可以译作衰弱,也能够译作秋天,但都没有结束的意思。这里采用“秋天”说,是因为2005年该书的德文版书名为Der Herbst der Renaissance,Herbst的直译就是秋天的意思。秋天里庄稼干枯,却又结出果实,隐含着生命之旅的归宿。鲍斯曼的原意大概是:文艺复兴运动是由“解放”和“秩序”互为表里的,在“自由解放”的引领下,会出现“自我的解放”、“知识的解放”、“时间的解放”、“空间的解放”、“政治的解放”、“宗教的解放”。发展到了16世纪中叶,这种把文化从中世纪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却遭遇了严重威胁,人们开始寻找稳定之道。于是,“秩序”盖过了“自由”,“文化秩序”、“自我秩序”、“社会和政府的秩序”、“宗教秩序”、“艺术秩序”纷纷而至,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春去秋来”,从繁荣走向秋景。

    文艺复兴运动在开始时,快乐的人们好像是沉浸在一种追寻解放的热烈情绪中:自由和解放的主题,预示着从中世纪走出来的土地上将会开满不同的花朵,如:自我的解放(身体和精神的自由)、时间的解放(超越圣经的俗世时间观)、空间的解放(哥白尼学说和地理大发现)、政治的解放(马基雅维里把政治学从伦理学中解放出来)、知识的解放(寻找新的哲学)、宗教的解放(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理念和宗教宽容)。经此解放,在中世纪受过重创的心灵在春天的阳光下挣扎起来飞向光明。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解放和自由的推进,一种黑色的焦虑开始在同一批人(蒙田、伽利略、笛卡尔、塔索、莎士比亚等)身上蔓延,这不仅是外在的疾病、艰难、战争和教派分裂所带来的压迫所致,也是各种“解放”带来了问题,需要付出代价。不确定感在蔓延,在含有多种繁华的场面上出现了叹息,透出种种出人意料的哀伤。

    此后,原有传统的鬼魂在其中复活了,各种巨大的变故袭来,自中世纪以来就虚弱不堪的躯体难以承受。在各种危机如战争、物价、秩序紊乱的冲击下,纯洁的英雄交响曲开始与坚硬的现实碰撞。文艺复兴时期的英雄就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伊加尔,他用蜡把翅翼胶住在身上,从克里特岛上掏出,飞近太阳,蜡却为日光而熔,以致堕海而亡。危机和焦虑似乎代表了人们往往忽略的另一面,它不是光明,而是影子,是黑暗。即便是在文艺复兴的最为鼎盛时期,这种双面神是始终存在的。人们寻找自由也寻找秩序,但是当秩序铺天盖地弥漫过来时,确定性就在创造性边上滑来滑去,而理性也就代替了灵感。在此狂风暴雨的呼啸中,盖世豪雄的结局似乎可以预料:秩序修成了正果,而文艺复兴也就进入了秋天。

    唯美的情绪,没有了,爆裂与激烈的情愫,没有了。但力的秩序、力的欢乐仍在。人的精神和人的意识也丝毫未减,而新时代初生的秩序的婴儿,尽管更加奇特,却也更加踏实。鲍斯曼发现了惊人的文艺复兴结构演变:先是青春期的诗的热情,然后是比较成熟的、饱受危机折磨的焦虑,最后是完整的、精美的制度。作者在考虑:这种自由与秩序的交替色彩和最不可思议的共存方式,抑或就是揭开文艺复兴优雅之门的钥匙。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双轨、甚至多轨的通道中运行的,其中各种相应的因子(如光明与影子)、对立的因素(如自由与秩序)共生互动。这种构造表现出了文艺复兴的全部魅力,也形成了它的宿命:由夏入秋,走向秩序。不过,即便是真的到了秋天,鲍斯曼也从未认为这是终结。他从未曾想放弃文艺复兴一词,他并没有改用另一种符号,来为秋天中的文艺复兴画出别一种图像。谁也不会否认创作了如此恢弘壮丽作品的作家有自己真正的优越性和应得的荣誉。需要注意的是,鲍斯曼先生的作品,不仅是对传统文艺复兴研究框架的一种突破,而且也是一种只有少数人才能窥视得到的奥秘:一种新思想、新事物、新运动的发生,随着它的形式的铺张和对原有界限的突破,并不一定如人所愿,总会带来光辉灿烂的美景;相反,它更会带来挑战和更难应付的局面。如果不做好准备,定会手足无措。譬如说,新教调整了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但也会因教派分裂导致宗教战争;新世界的发现无疑为欧洲人获得了空间的解放,但也会带来白种人对新世界金银的掠夺,进而引发本国物价飞涨;社会改革给社会带来无限生机,但也会带来紊乱或者失序。一个负责任的、有担当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向世人揭示伟大运动的各个层面。鲍斯曼的声音清晰而明朗,完全不是平凡无味的漫步,一种崇高声音发出,好像是来自被波浪冲断的船舷,宣告冲浪者要有所准备。如果一个本来美好的事物因为准备不足而流于失败,那真是太叫人感到遗憾了。

    鲍斯曼此书出版于2000年,但他对历史发展的“另一个侧面”的思考却由来已久。1988年,他出版了《加尔文:一幅16世纪的肖像》,认为一向被人认为是一个苛刻的法律学家的加尔文,其实还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这部作品诉诸历史学界的不仅仅是刻画出了两个加尔文,它还协调了两场运动———遭到启蒙时代思想家赞扬的文艺复兴和遭到他们鄙视的宗教改革运动———给统一了起来。自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起,传统史学就倾向于赞美文艺复兴而贬低宗教改革,因为后者给世界带来了紊乱。鲍斯曼以善于寻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思议的现象著称,从而能够准确地找到“另外的一个侧面”,哪怕那是一种与光明对应的黑暗,或者相反,是一种与极端情绪相对应的人文色彩。为了捍卫光明,鲍斯曼不能不接受如此庄严的任务,这种任务是被传统的历史学家忽略了的,也是从他自己对文艺复兴毕生观察中得来的。这种带有自我牺牲和痛苦的气息,这种常人无法想象的对哀伤的研究,往往都因为对于人类光明事物的崇高的爱而被勇敢的学者承担了起来。从技巧的观点看,不能否认,鲍斯曼对危机和黑暗的研究丝毫也没有降低质量,反而变得愈来愈具有意义。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崇高举止,在鲍斯曼的作品中处处留下印痕。

    如同一切真正的大家一样,鲍斯曼像敏锐于对世人的哪怕最为轻微的关怀一样,敏锐于揭示一切可能会到来的危机。对人心的瞬间的挂虑,使他以一种从容不迫、彬彬有礼的态度来论述文明和文明的践踏者,只是为了让世上所有的美好事物得以声张,并且永垂史册。真正的勇者,原来就应当是雍容华贵、从容大度的。鲍斯曼先生的这部著作成于他的晚年,是他1991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后的研究成果,至2000年方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刊印。在鲍斯曼笔下,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多元的,各种互相对应甚至对立的元素在其中共同发展,组成了一部光怪陆离的复杂历史。在鲍斯曼看来,无论是历史的发展还是历史的研究,都如德国诗人莱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所言:“没有一种体验是过于渺小的,就是很小的事件的开展都像是一个大的命运,并且这命运本身像是一块奇异的广大的织物,每条线都被一只无限温柔的手引来,排在另一条线的旁边,千百条互相持衡。”鲍斯曼的这部作品,也是对他身边研究者兴高采烈诠释文艺复兴历史的一种劝告:他们忘记了历史发展的缓慢性和复杂性。同时代人研究文艺复兴史的乐观情绪表现为三种趋势:一是强调文艺复兴就是自由解放;二是强调文艺复兴就是近代社会开端,象征性的做法之一就是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杂志》停刊,该杂志后来复刊时,刊名已经被改成了《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研究杂志》;三是强调“世界的一体化”,这种趋势似乎也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面对诸多的乐观情绪,鲍斯曼却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事实上,文艺复兴杂志被改名,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在萎缩,在一些学校里,延续多年的文艺复兴史的课程被取消(不再聘用专职教师讲授这门课程)。鲍斯曼叹息道:“我很怀疑有些人说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后现代’,那我怎么就感觉不到?”(鲍斯曼:《黯然失色了的文艺复兴》,《美国历史评论》1998年,第1期)。鲍斯曼先生自1957年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任教,担任过副校长和教务长,并在1978年曾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91年他从加利福尼亚大学退休,2004年3月2日逝世,享年80岁。

    鲍斯曼先生对中国极为友好,也是中国学者、尤其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师们极为熟悉的美国历史学家。中国和美国建交后,鲍斯曼是首批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学者,在他家里,至今还保留着他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们的合影。鲍斯曼先生一生惜书如命,临终时却把自己珍藏的3000册图书,无偿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5年,我在伯克利校园造访了鲍斯曼夫人,与我的导师布雷迪教授(Thomas A.Brucker)、布鲁克教授(Gene Brucker)一起,在鲍斯曼家里举行了简单的赠书答谢仪式。我一边朗读北大许校长和历史学系主任写的感谢信,一边心起涟漪,颇有一石激起千重浪的感觉。我专门去了鲍斯曼先生的书房看了看,几十个书架空空如也在那里矗立着,只剩下他自己写的5本书在架子上,像是代表着他本人,在那里安静地欢迎我。我不禁心有触动,想起1998年,鲍斯曼先生领着我在伯克利校园中到处跑、一起去听加州大学学生乐团演奏的音乐会的事情。现在(指2005年),站在美国西海岸的土地上,再看看那刚从大海里跳跃出来的太阳光,我就领会了这里面的真理:鲍斯曼先生仍在那里关心着故土。他要每一寸土地都变得美丽,要每一颗人心都纯洁高尚。他就这样谦虚地唱完了自己的全首歌曲,回归到了人与自然交接的那个原点,直到最后还在叮嘱后辈学子:要人们独步正道,不入邪路。他的整个人生篇章,令我想起徐志摩的词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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