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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丹:人生执着不言老———记翻译家、电影研究专家郑雪来先生  

2013-07-26 17:01:14|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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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执着不言老———记翻译家、电影研究专家郑雪来先生

孙丹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7月17日   07 版)

    《世界电影鉴赏辞典》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套书与郑雪来先生结下了20多年的缘分,郑先生与电影研究的缘分却已经有60余年。如今的他,年近90,需要借助电子放大镜才能看书。他思路清晰,眼神坚定,谈吐有力,对电影研究的学术热情不减当年。笔者作为《世界电影鉴赏辞典》的责任编辑之一,还编辑了《郑雪来回忆录》,更添了对郑先生的仰慕和敬重。

    郑先生1925年出生于福建省长乐县屿头乡的一户富裕人家,他的祖父白手起家,创下一份不小的基业。郑先生就成长在乡里唯一的一座“洋楼”里,大门上方挂着的十字架,至今不忘。作为郑家的长子长孙,他受到了优厚的待遇。但他的那些妹妹们远非如此。有一个小妹妹,在她刚满两周岁时差点被重男轻女的父亲抛到水里溺死,幸好被郑先生及时制止。一回想起这件事,他就很痛心。后来他结婚后,在家庭负担很沉重的情况下,还一直很照顾自己的弟妹,经常寄钱回去给他们上学用,甚至还把他们接来一起生活。1950年期间,他在绍兴中学教书,有一位学生家里很困难,饭都吃不饱,郑先生的妻子请这个学生的母亲到他们家帮忙,后来这个学生的妹妹也来了,靠着郑先生相当微薄的收入来养活两家人。

    郑先生高中读完一个学期后,因为对商人的“铜臭味”没有好感,拒绝了父亲为他安排的从商之路,以同等学力前几名的成绩被暨南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外文系录取。在暨大的一年里,郑先生一心一意埋首读书,崇拜着拜伦,并不太关心政治,他做梦也没想到后来竟因缘际会当上了美军的翻译官。

    1944年,他因为受不了福建的闭塞落后,一个不满18岁的孩子只身一人前去重庆求学,一路上不断换乘“黄鱼车”,随时都有可能从装满货物的车顶上掉下来。然而到达重庆时已是深秋季节,办理转学手续的时间已过,短暂的大学生涯就此结束。雪上加霜的是,邮路断绝,收不到家里的汇款,又得了肺病,险些流落重庆街头。幸亏有一位姓杨的老乡让郑先生借住在他的宿舍里,靠着从家里带出来的一枚金戒指换成钱,维持了几个月食不果腹的生活。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境况下,他开始自学俄文,常常跑到苏联对外输出公司图书部去看书,用饿肚子剩下的钱买了一大堆《普希金诗集》、《虹》、《巴黎的陷落》之类的俄文书。其实以他当时的俄文程度,根本看不懂这些原著,只是边查字典边啃下去。他还经常跑到《新华日报》图书发行部去翻看各种书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白天逛书店,晚上回到宿舍里,吟诵着雪莱的《西风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时,他决定改名叫郑雪来。

    正当他贫病交加、走投无路之际,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招考军事译员,他竟意外考取了。学习两三个月后结业,被分配到美军驻印缅战区缅北密芝那的第475步兵团,当上了随军翻译官。当时郑先生还不满19岁。缅甸这地方,即便在冬季,大白天也是炎热难当,穿着厚厚的迷彩服行军往往搞得大汗淋漓,而到了晚间则气温骤降,第二天清晨从睡袋里爬出来时,发现盛在钢盔里准备洗脸的水都结成了冰。有一次行军路上,发现路边躺着一条已死的大蟒蛇,足足有三四丈长,蛇身像圆桌那么粗。最可恶的还是无处不在的疟蚊,它曾夺去无数中国远征军战士的性命,幸亏美军部队都备有高效的防蚊药水,行军途中往往用吊帐吊在树上睡觉,既可防蚊又可避免毒蛇的突袭。而中国军队和英国军队中很少有类似的防范措施。当时在缅北战场作战的都是日本关东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的炮兵尤其厉害,打炮打得非常准。郑先生所在美军的临时宿营地经常遭到日军炮袭,有几次炮弹就落在他睡的小掩体近旁炸开,早晨出来一看,发现好几匹骡马都已倒毙在地。就在这样的小掩体里,他开始翻译反映二次大战前夕英、德之间间谍战的长篇小说《柏林大饭店》。美军部队都备有大批“袖珍书”,内容包括欧洲古典小说和英美当代小说。他用美军军用信笺将这部小说翻译了好几万字,这是他第一次翻译英文小说,可惜后来这部未完成的译稿丢失了。

    二战结束后,郑先生告别了战地生涯,结婚生子,断断续续当了几年教师,直至1951年,他去了上海的《人物杂志》工作,很快因着机缘又去新成立不久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做俄文翻译,不久又调进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研究室的编译组,从此开始了绵延达六十多年之久的电影理论翻译和研究生涯,成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研究专家。

    “文革”结束后,郑先生的学术事业达到一个“高峰”。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界发生了关于“电影非戏剧化”、“电影文学性”、“电影观念”、“巴赞电影美学实质”等问题的重大学术论争,对此后电影创作起了深远的影响。不少人认为,他在这几场论争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实,郑先生的辩才在早年就已经有所表露,当年他担任美军翻译官,有一些到过中国的美国军官,因目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旧中国的贫困落后,对中国充满偏见,谈话中往往流露出对中国人的蔑视。每遇这种场合,他就要和这些美国大兵争论。幼时读到的“万有文库”中的那些史地书籍帮了他的大忙,他引用大量事例,讥讽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比,不过是“乡巴佬”,跟灿烂悠久的中国文化更不可同日而语。美国人听了不仅不生气,反而更加尊重他,称他为“语言学家”,因为除英语外,他还会说几句法语、俄语甚至西班牙语,那是郑先生与营部的一位墨西哥裔士兵聊天中学会的。

    郑先生从事学术研究以严谨著称,这种思维特点也让他成为我国桥牌界的元老之一。回顾漫漫人生历程,他却说“自己身上有太多自由主义的东西,似乎生来就不很‘安分’,不习惯受纪律约束,喜欢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也并不否认自己的“争强好胜”,他觉得这种性格没什么不好,它促使他在逆境中奋起直追,勇往直前,不会在种种坎坷遭际中沉沦下去。确实如此,执着的人才能抵达高处的风景。我想这也许就是九旬的郑雪来先生始终能涌动生命能量的秘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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