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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纪祥:素书楼初谒钱穆先生  

2013-07-26 16:22:31|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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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楼初谒钱穆先生

李纪祥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7月24日   07 版)

    记得我在读研究所时,因为找不到方向而正陷入苦恼中,那时候的感觉是不能区分史学与史料的分际,尤其是在一个观念上:如果史料仅仅是因为搜集、归纳就可以成为一本史学论著,则其间所用下的只是时间与工夫而已,如是则任何人皆可以胜任从事,假设他愿意。如此一来,学术心志、职志何在?我们对于不同类别的企业工作、政治工作与学术工作间的区别与分际,无法找到也无法体会;这正是苦恼着我的。现在看来,当然有不少浅薄,但也反映了当时的执著信念:学术工作者必有一个所向的职志境界者在,才能引领我们前去而无悔;也使他与仅仅是工作区别开来,这样,才能“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最好是“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个郁郁心结一直到我阅读《二程全书》才豁然起来。从程颢、程颐的语录之中,能感受到:他们展读经书、史书所留下的片言只语,虽在千年之后,也仍然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这个感染正传递着一个讯息:他们读书是为了“学”,为了要“学”,所以要读书、静坐、思考、观察。当然就他们而言,“学”的重心是放在“学”圣人之道上面,“学”人之所以为人上面。从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到程颢的“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于是我深深感觉到在历史长河中,古人虽往,典型犹在,在你细心深体深观中,可以感到一股正绵延不绝的传递,在你的灯下,在披读古书中,在“学”中,向你传来。上一代,正透过这些人,一个一个、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给子孙、给未来。我似乎朦胧感觉到,他们正在忧心的事,他们感慨“儒门淡泊”,他们正致力于承继先贤的志业,他们也正努力于作自己承传而来应该作而且想要作的事,我当即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传统。这决定了我把研究方向定在儒家,定在学术史。我把我的这个历程及一些想法,向我的老师马先醒教授(当时正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主任)禀告。不久之后,他即带我至外双溪,说要带我去谒见钱宾四先生。我无法形容我初进“素书楼”的感觉,作为一个年轻无知的学子,我是这样的浅薄,以至于进入素书楼———一座纯粹中国而又书香气息的宅府,大厅供着朱子像,旁有朱子的手迹榻印———我竟茫然不知所措,如何进门,上阶,入玄关,如何谒见行礼,这些都是我所不知不习的,我于是埋怨起《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如何不在各个弟子的谒礼其师之过程多著些墨———当然,这其实只是我自己读书问学太少之故。记得当时,太师母先招呼老师与我,要我们入座,而后不久,钱先生即从二楼下来,一步一趋,他穿着一袭长衫,入座之后,即用火柴点上烟(钱先生戒烟似是在1984年之后),马老师随即请安,陈述近况,以及禀明来意,钱先生点点头,随即便转向我,问道:“近读何书?”我从他老人家下楼落入我的视线开始,早已惊住了!在我大学迄研究所的过程中,固然不乏一些有气质的教授,但多半是“学者气质”;传统中国的所谓儒者,在一乡一郡之内受百姓景仰的那种气质,书上谈到的一些各代大儒,如朱夫子、阳明夫子者,不过闻其名、知其学问宏大甚深而已,哪里还能想见他们的当代风采呢!但钱先生一出现,就深深让我感受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学院中的典型气质———原来这就是“儒者气象”,原来儒家谈学果不徒是纸上学问而已,其间自有气质存养、率性修道在;朱熹、阳明他们接引后学时,后学所惊叹仰视他的,是否也包含着这些呢?想到这里,心中愈发的局促。其实钱先生接引后学是很和蔼的,当然,除了大程子的“一团和气”,也含慑了小程子的“严明气象”,但我因初次惊见,而不免心中惴惴,原先的来意,早已由问学而转移到人上去了。吕坤从儒家标准将人区为圣、贤、豪、杰、才、智、聪、明、愚……等级,我自惭泥涂,仰视霄汉,马老师当时在旁频示我要多问问题,提出一些平常读书治学不能解的疑难迷惑求解,但我此时结结巴巴,哪里还有樵夫朱恕、陶匠韩贞的勇气呢!嚅嚅地,先提了一下几个明末大儒,但方才早说过,我平日读书甚疏甚浅,结果竟把刘蕺(即)山念成了刘贸山,钱先生一听大怒,认为我是研究生,又是研治中国之学,何以识字也不能;随即感慨今日学生程度,用心致此。我此刻头额上的汗粒斗大如珠般颗颗留颊下,口中嚅嚅,噤不敢声,此时还是入冬呢。但钱先生随即颜色趋缓,开示了一些治学的道理,并要我续言。好不容易,我问了一个《大学》上“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的“命”字,汉儒、宋儒、清儒所著何以不同的问题。钱先生这才颔首,转对马老师说:“这孩子还肯读书。”随即以汉文帝与贾谊之事,来讲述这句经文中所蕴含的道理,并综合汉儒、清儒的见解,分别以郑玄的以“慢”注“命”,及清代俞樾的以本字释“命”,来作讲疏,钱先生一向反对在学问上立门户,也不赞成今人对汉学、宋学作过度的分野;举文帝与贾谊示例,自又不是空讲义理而已。文帝是一国之君,贾谊是长沙王师傅,其间关涉,自是由义理而道理、事理,由经义而为人处世而治平,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以实事而见微知著、以史证经,钱先生侃侃道来,毫无滞义,直有“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深切而著明”的意象。我频频叩问,疑难频频豁解,此时真是以吾华冈学府有此一大儒而觉光荣,并暗自感佩张晓峰先生办教育与学校的古风。告退之后,在东吴道上,马老师见我脸色犹泛红,知我犹为方才“蕺山”之事而心惭,便安慰我道:“能得钱先生一骂者,亦不多闻,虽未以许,比诸泛泛,亦不易矣,君犹不知足乎!”我方色安,欣随马老师驱车返回华冈。太老师宾四先生自1967年起由香港迁居来台湾,翌年即定居于外双溪素书楼中,仍专一致力于著述、教学;关于后者,钱先生主要是在向来尊崇学者、儒者的张晓峰先生所办之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专任讲学(当时的班主任是宋晞教授),上课地点即在外双溪素书楼家中。来听课受业的,不仅止于文化学院的研究生而已,当时台湾大学、师范大学……等其他大学的研究生、教授,以及一些社会上已任职的人士,也都慕名前来旁听;一直到1986年最后一堂课告别杏坛,以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讲题为止。钱先生是尊仰朱子的,在他座落外双溪素书楼的家中,便供奉了朱子的像与墨迹,这显示了朱子在宾四先生心目中的地位。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固不乏其例,而且正是代代有大儒兴起的原因之一;孔子的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孟子的以“圣之时”尊崇孔子,司马迁的效孔子为《春秋》而为《史记》;照朱子的解释,这即是“学”,不仅是“觉”,而且是“效”。钱先生的学问正是这个孔子以来的学问,孟子举孔子而所以为孟子的学问,朱子学圣人而所以为朱子的学问,钱先生学朱子而所以为钱先生的学问。如果中国的儒家自孔子以来便有一个通过历史之流,绵延不绝的“学”统———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传统,那么,钱先生正是以承启这样一种学问为心志的中国人。叔孙豹所云“立德、立功、立言”,随便哪一项,都是要用生命来印证的,素书楼一时的在不在没关系,因为它是有限的;而钱先生所承的、所传的,才是无限的!钱先生显然以他一生的生命,印证了孔子、孟子、太史公、朱子所印证的!1990年8月,先生去矣,然而历史长流,丹青常在,昭史册,传儒林,终必为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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