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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钱婉约 :白坚其人其事  

2013-12-22 10:47:07|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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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坚其人其事

钱婉约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2月04日   18 版)
钱婉约 :白坚其人其事 - 潇攸子 - 潇湘大地 攸子情深
曾国藩题唐写本说文
钱婉约 :白坚其人其事 - 潇攸子 - 潇湘大地 攸子情深
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之第一页

    一 

    在民国年间的书画收藏界,曾有一位活跃于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书画行家白坚,说起白坚其人,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了。

    但是,若是说起张伯驹购买《平复帖》,为中国挽救珍贵文物一事,则是广为传诵的感人佳话。此事说起来可谓一波三折,为防文物外流,1936年,张伯驹多方筹措,欲向溥心畲买下西晋陆机真迹《平复帖》,但因为当时物主开价20万,张无力购买。后来,幸得前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傅增湘从中斡旋,正好物主又遭逢母亲病逝,急需用钱,便肯以4万元紧急转让,张伯驹才得以妥善买入。据张伯驹回忆说:“时白坚甫闻之,亦欲得此帖转售日人,则二十万价殊为易事。而帖已到余手。”(张伯驹著《春游纪梦》之《陆士衡平复帖》文)可谓十分惊险。多年后,张伯驹又有回忆说,“后有掮客白坚甫谓余如愿出让日人,可得价三十万元,余以保护中国文物非为牟利,拒之。”(潘亦孚著《收藏者说》之《幽香一缕张伯驹》)这个两次愿意出高价为日本人购买《平复帖》的,正是白坚,坚甫是他的字。幸有张伯驹古道义举,这稀世的珍宝才留在了中国。

    关于白坚其人,从目前通用的中文相关人名辞典上,可查到的并不多。

    最早的记录,见于日本桥川时雄1940年编印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原书日文版,有“白坚”一条,汉译如下:

    白坚,1883-?,字坚甫,四川西充人,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曾任国务院简任职存记、段执政府秘书厅编译主任,民国二十七年临时政府内政部秘书,兼任师范学院国文教习。热衷金石书画的鉴赏与收藏,藏有古石经残石。近有《读正气歌图史集》一卷印行问世,是师范学院授课之讲稿。与同好者结有“余园诗社”。著有《读汉魏石经记》《石居获古录》(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图书馆学校出版)等。

    由此可知,白坚的主要经历有:一、四川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科。二、曾任职于北洋政府及1937年年底成立于北京的傀儡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三、曾在沦陷时期北京的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课,并组织诗社、收藏金石书画等。

    其后中文出版物中的人名辞典,特别是众多近代、现代人名辞典,大多不收白坚,偶有两种收入白坚词条的,内容都不出桥川上书的信息。

    近读京都大学高田时雄先生关于白坚的几篇研究论文《李滂と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李滂と白坚补遗》、《李滂と白坚再补》(先后载【日】《敦煌写本研究年刊》创刊号2007年、第二号2008年、第六号2012年),对于白坚在中日之间充当文物掮客的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于白坚的留日背景和在金石书画方面的喜好,他在中日之间颇有人脉关系,常常往来两国之间,牵线搭桥,或将自己收集的文物直接转售日人,获利不菲。

    1935年夏,白坚受李盛铎父子相托,一是为李盛铎之子李滂到东京去寻找其失散多年的日本人生母,二是为晚年李盛铎转手敦煌卷子,寻找日本人买家。在很不容易地终于圆满完成第一个任务之后,白坚来到京都,为李盛铎藏敦煌卷子售予羽田亨穿针引线,直接助成羽田亨于1936年买下李盛铎藏全部敦煌卷子432件。

    这之后,他也还多次往返中日之间,一再进行这类的活动。直到抗战胜利后、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白坚化名白隆平,仍与张伯驹、邓拓等人有过书画文物相关的活动。

    高田时雄先生为我们揭开了这个已为历史淹没的灰色人物的面纱。

    二

    我关注白坚,是因为内藤湖南的研究。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内藤湖南“恭仁山庄四宝之一”的《唐写本说文残卷》,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说文解字》古版本。这份稀世宝物自同治初年现身世间后,归文献学家莫友芝所有,民国后,此卷流出莫家,经多人之手,最终归内藤湖南所有,而将此卷子“归于”内藤的,也正是白坚其人。

    那么,白坚是如何将此宝卷“归于”内藤的呢?以前的相关研究论著中,对于这个问题,包括对于白坚其人,都付诸阙如或言之不详,或曰“为内藤所得”,或曰“转赠内藤”,也有“为内藤虎购去”之说,但均未举出证据。

    首先,我发现白坚在《唐写本说文残卷》上留下的跋文,它写于1926年。因为这份宝卷作为日本国宝深藏杏雨书屋密宫,一般研究者不得亲见。我是在日本印行的《唐写本说文残卷》书影上见到它,行书手迹,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殊不易辨认。在此之前,中日文献中并未有辨认全篇的文字发表,故笔者颇费心力,在书法研究家友人的帮助下,逐字逐句识读辨认。此处不避冗长,全文抄录如下,以飨读者(标点为笔者所加):

    去年秋八月,余得此卷于完颜景氏,以独山莫氏摹刻本相校,点画之误不一而足。莫氏刻书,号为极精,其刻此本尤殚竭心力,期无毫发遗憾,以传其真。然误仍不免,辗转翻刻,误滋益多,此善读书者所以贵得古本,为能得古人之真也。

    马君衡爰亟涞归之北京大学,余美其缘,适内乱作而止。未几,江藤玄海谓余曰:“内藤湖南博士十七年前曾观此卷于端陶斋所,至今思之不能忘。今闻在君所,已斥其所爱之物,思以相易,君其重斯意。”余感其言,遂以归之。盖余私淑炳卿先生于上虞罗雪堂翁者亦既久矣,然迄今半载,时时往来于胸臆,殆每饭不能忘也。

    顷来平安之都,登炳卿先生之堂,观其藏书,读《宝左庵文集》,乃审先生学道爱人,得大内蔼蔼居士之传,而校书之富或有过于吾国钱竹汀宫詹者,为文章颇近欧阳永叔。又尝泛海至乎欧洲,探考历邦所藏西域出土之古籍,是炳卿先生兼数子之长而为数子所未逮。

    先生今年六十有一,其方自视欿然,励精勤学,惟日不之焉。吾卷得归之先生也,可庆其遭,吾无后憾。登洛东之山,远望有光气烛天者,是先生之庐所在也。顾瞻我邦,群盗纵横,日寻干戈,未知所极。承学之子安居无地,典籍所在有遭焚裂毁弃之亟危,安得平安之都以藏古籍,又安得如炳卿先生其人者,读书其间以教后学,余将以此还语吾国勤学之子矣。

    丙寅(1926年)夏五月廿九日 白坚识于宝许庵  

 

    读完全文,仍不甚了然。内藤是“已斥其所爱之物,思以相易”;白坚是“余感其言,遂以归之”,又自述仰慕、私淑内藤学术,所以“吾卷得归之先生也,可庆其遭,吾无后憾”。两个“归之”,这种“模棱两可”的暧昧说辞,正是后世猜测“赠送”的根由。

    后来,我才反过来回到《内藤湖南全集》上来,发现答案自在其中。内藤《目睹书谭》之《唐写本说文残卷》文,叙述得此书的缘由和经历。大意是,从1910年在端方府上初见此卷,一直记挂此宝卷的动向,端方去世后,宝卷转手到其亲属完颜景手中,而当完颜景又去世后,内藤写道:

    我恐此本归于散佚,托在北京的友人多方打探其下落,去年十月得知此本将要出售。正欲交涉商谈价格,先付定金之时,逢京津间战乱,我的书信晚了一个月才到达北京。而这期间,已经被另一个中国人先期买去。后经我的朋友再三交涉,才终于归于我手。……如此这般,六十余年来中国有名的古写本、我十七年来梦寐难忘的、世间无二的说文古本,终于归于我手。

    这“已经被另一个中国人先期买去”的人,正是白坚了。在另两封给友人的书信中,内藤还提到3000元金元的售价。至此,内藤湖南“购买”宝卷的真相,总算水落石出,尘埃落定。

    不得不说,白坚在《唐写本说文残卷》这件事上,行倒卖文物之实,却在收受内藤湖南款项之后,一再暧昧地使用“归之”一词,“风雅”地故意避开“买卖”之真相,造成后世的谜题。

    三

    再补述一些民国年间白坚的行事。

    在《叶恭绰友朋尺牍》中,收有白坚致叶恭绰信三封。内容均为品鉴古籍,讨论器玩,商量耆老之文。又《冒鹤亭先生年谱》,记载白坚曾欲出一万元为日人购买冒鹤亭拥有的王莽古镜一枚,遭到拒绝。又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王国维全集·书信》、《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吴虞日记》等文献中,也均有因古器物及珍籍善本事涉及白坚的内容,均不一一例举详述。

    另外,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样一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出任汉奸政府伪职的白坚,竟对文天祥的《正气歌》情有独钟。其《读正气歌图史集》是他在北京师范学院讲课时的教材,线装一卷,印行于1939年。白坚在这书的自序中说,自己游学日本时,见日本人读这首《正气歌》时,必是正襟危坐,如身临其境,以至感激涕流,不能自已。可是——

    反观之吾国学校,教此歌者盖寡焉。余每忆及此,愧与憾俱。今教师范学院诸生以此歌,爰就歌中所引史事,一一寻出,各举其史传之全,附以读史地图。又于其时代,计其距今为几何岁?各分注于其事迹之下。俾读者一览而详其史地。获论世知人之益,油然而生思齐之心,使正气各得其养,沛乎充满天地。则余平生之憾与愧,于此庶几雪乎。

    这是他要在国文课上重点宣讲《正气歌》的原因。

    白坚又与同好者在北京结成余园诗社,出版《雅言》小刊,《雅言》社社长为傅增湘,在赞助者名单中,有汪兆铭、陈公博、周佛海、王揖唐、周作人、刘玉书等人名,白坚和郭则澐、桥川时雄、夏仁虎则为此刊的“评议员”。从这些名字可以看出,“同好者”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汉奸政客和亲日文人学士,白坚可以说是这些人当中地位低、名气小的一个。

    白坚的身上,具有文士、政客、商人的种种因素。一方面,他国学修养深厚,尤其对于金石、古籍善本等的鉴赏可谓深有造诣,他本人的书法、诗文也颇可观。另一方面,他为了高利,将珍籍善本贩卖给日本人,致使国宝流失海外,这与张伯驹那样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爱国情怀,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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