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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是谁 范子烨  

2011-03-10 22:47:23|  分类: 教学参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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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在其经典名文《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一个东方式的乌托邦社会,作品中的“渔人”作为这个神秘社会的发现者,其真实身份究竟如何?其艺术原型又是何人?请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子烨先生的解说。

《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是谁

范子烨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1月12日   15 版)

      偶然闯入桃花源的“渔人”是一个懂得自然审美、喜欢观赏风景的人。《桃花源记》说: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绚烂的桃花,鲜美的芳草,使他受到了吸引,他为之惊异,甚至沉醉于美景之中,忘记了路途的远近。王维(701—761)的《桃源行》对“渔人”的这一特点传写得十分精确:“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忽值人。”(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之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第98页)我们试比较李清照(1084—1155)在其著名的词篇《如梦令》中所表现的审美心态: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显然,就审美心态而言,“渔人”和李易安并没有什么差异。由此可见,陶渊明笔下的“渔人”绝对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普通渔夫。《文选》卷三十谢灵运(385—433)《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云:“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诗人指出,虽然砍柴和隐居都在山里,但却是完全不同的行为,因为隐者有“赏心”——审美的情怀,而为了生计天天去山里砍柴的樵夫却很难具有这样的情调。这种美学思想无疑是非常深刻的。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初步确认“渔人”的真实身份了。唐刘知几(661—721)曾说“武陵隐士,灭迹桃源”(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八《杂说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526页),客观上已经点明了这一点。《桃花源记》还说:

    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在等级森严的东晋时代,这位“渔人”居然可以很随便地拜访郡中的最高行政长官,对他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奇闻异事,不仅如此,他的讲述还能够引起太守的高度重视,乃至派人跟随他去重觅桃花源。这种事情即使在现代社会的行政体系中恐怕也很难做到。譬如,美国佛罗里达近海的渔民想要拜见佛州州长,想对他随便说点自己海上历险的故事,谈何容易?因此,就人物原型而言,“渔人”肯定是一位具有深厚社会背景的隐士。如《宋书》卷九十三《隐逸列传》载王弘之(365—427)“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始宁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王弘之说自己钓鱼“得亦不卖”,这无疑是“渔隐名士”的夫子自道。如果一定要说他以“捕鱼为业”的话,那么,就只能意味着“以捕鱼作为平生的志业”,也就是隐居避世的一种方式。陶渊明所说的“武陵人捕鱼为业”也是如此,而究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种障人眼目的文学托词而已。当然,这种文学托词是建立在我国文学传统之上的。“渔人”,或称“渔父”,或称“渔翁”,在我国古典文学的艺术画廊中是一个十分常见的人物形象,如《庄子·渔父》曰: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鬓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5-816页) 

    这位“渔父”不仅与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侃侃论道,而且使他非常钦佩,显然是庄子(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虚构的一位智者。与庄子之文颇为类似的是屈原(公元前340?-公元前278?)的《渔父》: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9-181页)

    屈原笔下的这位“渔父”,如同莎翁戏剧《汉姆莱特》中的鬼魂,《麦克佩斯》中的幽灵,都是主人公自我的一种外化,乃是作家为表达其心灵苦闷,为书写其人生困境而运用一种艺术手段。《世说新语·文学》第91条:“谢万作《八贤论》,与孙兴公往反,小有利钝。”南朝梁刘孝标(462—521)注称“万《集》载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谓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也”,谢万(321—361)把渔父视为实际出现的历史人物,乃是受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影响。刘知几说:“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嵇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苟如是,则苏代所言双擒蚌鹬,伍胥所遇渡水芦中,斯并渔父善事,亦可同归一录,何止揄袂缁帷之林,濯缨沧浪之水若斯而已也。”(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八《杂说》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521-522页)刘氏批评了前人在修史过程中对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混淆,其见解是相当深刻、精辟的。我们读柳宗元(773—819)著名的《江雪》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河东集》卷四十三)

    在大雪纷飞的酷寒天气里,根本就不能钓鱼,因为钓亦不得,徒受寒冻,然而,在诗人的笔下,一位执着的渔翁却驾着一叶孤舟,顶风冒雪,寂然凝坐,独钓于寒江之上,这无疑是诗人自我的化身。我们再读《柳河东集》卷四十三《渔翁》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欵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以及清厉鹗(1692—1752)《宋诗纪事》卷八十六李煜(937—978)《渔父词》:“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鳞,世上如侬有几人。”作品中的“渔翁”和“渔父”,都深深寄托着诗人的情志和妙赏,靠捕鱼谋生的人岂能如此潇洒,如此自由?当然,柳柳州和李后主皆生于陶渊明之后,对他们的作品自然是无缘寓目的。但是,其作品中“渔人”的形象特征实可与《桃花源记》相印证。

    《桃花源记》的“渔人”形象既负载着我国古典文学的“渔人”描写传统,也有其历史人物的原型。就传统而言,他是虚的;就原型而言,他是实的。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相生,正是《桃花源记》叙事艺术的主要特点。陈寅恪(1890-1969)曾指出:

    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

    陶渊明之作桃花源记,殆取桃花源事与刘驎之二事牵连混合为一。(《桃花源记旁证》,《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8-200页)

    在这里,他有意无意地暗示刘驎之(生卒年不详)就是“渔人”的原型。陶渊明《搜神后记》第6条“刘驎之”:

    南阳刘驎之,字子骥,好游山水。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闭一开。水深广,不得渡。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方灵药及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

    此事又见《晋书》卷九十四《隐逸列传》。东晋时衡山属于衡阳郡,而武陵郡与衡阳郡都属于现在的湖南省,就地域而言,两郡相距自然不远。所以,“武陵人捕鱼为业”的说法本身对“渔人”的人物原型也可能是一种暗示。类似的例证如《陶渊明集》卷三《述酒》诗“重华固灵坟”一句,古直(1885-1959)注云:

    吴师道曰:“恭帝废为零陵王,舜冢在零陵九疑,故云。”直案:恭帝被弒,“重华固灵坟言零陵王何在?但有灵坟耳。《经传释词》曰:“固,又作顾。”顾,犹但也。孙绰《聘士徐君墓颂》:“乃与友人殷浩等,束带灵坟。”(《陶靖节诗笺定本》卷三,台湾广文书局,1964年版,第94页)

    但晋恭帝零陵王司马德文(386-421)并未去零陵就国,诗人只是因为他被废为零陵王,便以冢墓在零陵九疑山的舜帝代指他。又如《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五刘禹锡(772—842)《游桃源一百韵》:“渊明著前志,子骥思远蹠。寂寂无何乡,密尔天地隔。金行太元岁,渔者偶探赜。寻花得幽踪,窥洞穿暗隙。依微闻鸡犬,豁达值阡陌。居人互将迎,笑语如平昔。广乐虽交奏,海禽心不怿。挥手一来归,故溪无处觅。”诗中提到“渊明”、“子骥”和“渔者”,诗人对三者关系的描述也是围绕着桃花源展开的。我们再比较上引《搜神后记》和《桃花源记》的三个语段:

    1.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2.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

    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3.南阳刘驎之,字子骥,好游山水。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

    可以见出这两篇文学文本间的“互文性”(intertualité,intertextuality)关系。按照法国学者有关文学文本的理论,“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的意义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因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这种被吸收与转化的文本称为“底文”(soustexte,也就是“文下之文”,见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和第30—31页)。据此判断,陶渊明笔下的“渔人”,其艺术原型就是刘驎之。而刘驎之正是一位“渔隐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第38条:

    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岐村,村临江,去荆州二百里。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张素闻其名,大相忻待。刘既知张衔命,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既进脍,便去,云:“向得此鱼,观君船上当有脍具,是故来耳。”于是便去。张乃追至刘家,为设酒,殊不清旨。张高其人,不得已而饮之。方共对饮,刘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废。”张亦无以留之。 

    本条刘孝标注引《中兴书》曰:“刘驎之,一字遗民。”刘驎之喜欢捕鱼,他的朋友谢安(320—385)和王坦之(330—375)在当时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对担任桓玄侍中的张玄(生卒年不详),他似乎并未放在眼里。张玄本有攀附之意,最后却以尴尬收场。所以,在东晋太元年间(376—396),能够“诣太守,说如此”的“渔人”,实非刘驎之莫属。刘驎之人品高尚,在当时声望极高。《世说新语·栖逸》第8条:

    南阳刘驎之,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于时符坚临江,荆州刺史桓冲将尽吁谟之益,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赠贶甚厚。驎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缘道以乞穷乏,比至上明亦尽。一见冲,因陈无用,翛然而退。居阳岐积年,衣食有无常与村人共。值己匮乏,村人亦如之。甚厚,为乡闾所安。

    本条刘孝标注引邓粲(公元377年前后在世)《晋纪》曰:“驎之字子骥,南阳安众人。少尚质素,虚退寡欲。好游山泽间,志存遁逸。桓冲尝至其家,驎之方条桑,谓冲:‘使君既枉驾光临,宜先诣家君。’冲遂诣其父。父命驎之,然后乃还,拂短褐与冲言。父使驎之自持浊酒葅菜供宾,冲敕人代之。父辞曰:‘若使官人,则非野人之意也。’冲为慨然,至昏乃退。因请为长史,固辞。居阳岐,去道近,人士往来,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给,赠致无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妪疾,将死,谓人曰:‘唯有刘长史当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疾终,为治棺殡。其仁爱皆如此。以寿卒。”可见他在当地深得民心,是一位富有仁爱之心的名士,而两任荆州刺史桓玄(369—404)、桓冲(328—384)父子对他都非常器重。

    刘驎之居住在距离荆州二百里的阳岐村,这是一个濒临长江的渔村,从荆州到江陵,这里是必经之地。而从江陵去建康(今南京市),又必然经过浔阳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这条交通路线就是长江水路。《陶渊明集》卷一《答庞参军》诗序:“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见赠。”诗云:“依依旧楚,邈邈西云。”江陵正是楚地,桓玄也曾建国于此,国号为楚。从陶渊明的生平判断,他极有可能到过阳岐村。因为陶渊明曾赴荆州入桓玄幕担任参军,今《陶渊明集》卷三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可以为证:“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俗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参见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临流”的“流”就是指长江。袁行霈说:“江陵是荆州治所,桓玄于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荆州刺史,至元兴三年(404)桓玄败死,荆州刺史未尝易人。渊明既然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还江陵任职,则必在桓玄幕中无疑。”(同上,第291页)事实上,浔阳陶氏与与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部)桓氏(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之十五《谯国龙亢桓氏》,中华书局2006年版)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259-334)竹头木屑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但他细心收集的竹头,却成为桓温(312—373)伐蜀战船上的竹钉,这说明他们彼此是非常信任且默契于心的,其相与之深非同一般。又《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遣子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将郭敬。”桓宣(?—344)是谯国銍(今安宿县)人,属于桓氏之别族(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十五之《谯国銍人桓氏》)。《陶渊明集》卷五《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在记述了著名的龙山雅集和孟嘉(生卒年不详)洛帽的故事以后说:

    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

    桓温就是桓玄的父亲。传中又说:

    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

    孟府君是陶渊明对外祖父孟嘉的尊称。从该传可以看出,孟嘉与陶侃,孟嘉与桓温,孟嘉与刘耽(生卒年不详)、陶夔(公元405年前后在世)三人的关系,皆非同寻常。《晋书》卷九十四《隐逸列传》:

    刘驎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

    刘驎之与光禄大夫刘耽是同族的亲戚,而刘耽是陶渊明外祖孟嘉的挚友,这种家族关系自然使陶渊明非常了解刘驎之其人其事。看来,以桓氏家族势力为核心,以桓、陶、刘等家族为纽带,陶渊明与刘驎之这两位隐逸名士也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特别是陶渊明,他对刘驎之是非常了解也非常欣赏的。所以,《桃花源记》最后说: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这是陶渊明有意制造的一场灯下黑,纯属虚拟之词,目的在于引开读者的视线,有意遮蔽“渔人”即刘驎之的真相。由于桓氏乃是宋武帝刘裕的政敌,桓玄又被刘裕消灭,特别是刘裕登基称帝以后,疯狂地剪除异己,诛杀桓玄旧部,所以陶渊明不得不隐约其词,以“武陵人捕鱼为业”的艺术虚构来描写刘驎之,避免牵连之嫌。文中“晋太元中”的历史叙述以及“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桃源行》”条),“以嬴秦况当时”(明黄淳耀《陶庵全集》卷二《游横山记序》)的寓意,足以表明《桃花源记》创作于宋武帝永初年间(420—422)。《宋书》卷九十三《隐逸列传》说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晋宋易代对陶渊明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影响,其《桃花源记》对“渔人”形象的塑造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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