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潇湘大地 攸子情深

我诗意地栖居在博客之上。

 
 
 

日志

 
 

中国文学批评史1 郭绍虞  

2011-01-14 11:04:32|  分类: 文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中国文学批评史
  姓  名: 郭绍虞
  笔  名: 绍虞、希汾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893-1984
  民  族: 汉族  郭绍虞
  江苏苏州人。民盟成员、中共党员。1915年后历任上海进步书局编辑,上海尚公小学、启秀女中、东亚体育学校教师,福州协和大学教授、系主任,开封中州大学教授,北平燕京大学教授、主任,北平中国学院教授,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同济大学教授、主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文学研究室主任,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委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1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专著《战国策评注》、《中国体育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陶集考》、《宋诗话辑佚》、《近代文论》、《语文通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编撰《中国历代文论选》(3册)、《杜甫戏为六绝句集介》、《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等。
  作者简介
  郭绍虞(1893~1986)语言学家、文学家。原名希汾,字绍虞,江苏省苏州市人。1927年赴京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并曾任系主任及研究院导师。后曾任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复旦大学、之江大学、光华大学、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解放后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上海语文协会副主席、《辞海》副主编、中国语言学会顾问等多种职务。
  郭绍虞在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谚语研究;汉语音节、文字与文学语言的关系;汉字字体的演变;方位词、虚词的虚义研究;虚词研究。
  《试论汉语助词和一般虚词的关系》(《复旦》1959年第10、11、12期)是其语法论文的代表作。其中讨论了助词的问题,他不单纯地从语法的角度对助词进行静态的研究,而是从修辞的角度,从语言演变的过程,以《诗经》中的“言”字为例,辨证地揭示出汉语助词的种种特征,涉及了不少重要的语法理论问题。《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下)》(商务印书馆,1979年)是他的代表作。这是一部近60万字的语法理论的书,是一部语法修辞著作。该书的上编包括总论、简说和三个分论的简说,侧重理论;下编是总论及量词篇、虚词篇、词组篇三个分论,侧重语言事实。书中侧重探讨了语法研究的方法问题。他认为过去的语法研究之所以不能指导实践,是因为没有从汉语的特征上来研究语法。因此,他希望今后的语法研究能够多从汉语特征上加以注意,多为人民大众的实用着想。他认为汉语的特点在于:简易性、灵活性和复杂性,并对这三个特点给以详细的解释。他认为这三个特征中的后两个使汉语语法与修辞结合甚密,因此研究汉语语法必须与修辞以及逻辑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汉语语法研究有实用意义。此外,他在《谚语的研究》(《小说月报》1921年第2卷第2、3、4期)一文中,剖析谚语的性质与功能,以说明其在文艺上的价值。他对汉字字体也有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草体在字体演变上的关系》(《学术月刊》1961年第11、12期)中探讨了汉字字体演变的规律,他认为便于认识和书写是文字演变不可动摇的原则,文字演变的最后目的就是要减少认识和书写之间的矛盾,并特别强调了尚简的草体在字体演变中的关键作用。《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燕京学报》1938年第24期)、《中国语词的声音美》(《国文月刊》1947年第27期)、《中国文字型和语言型文学之演变》(《学林》1949年第9辑)、《论中国文学中的音节问题》(《1947年开明20周年纪念文集》)、《语言型文学之创造能力》(《大公报》1951年8月29日)等一系列论文中,主要研究了汉语音节、文字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此外,他还有《语文通论》《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等著作。
  他的研究特色是语言文字的研究与文学联系极为密切,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是把语言作为文学的表达手段来研究的。这是他个人的鲜明特点,这在他的几乎全部语言学著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郭绍虞:著名文学批评史家。(资料补充,重复不提)
  (生于1893年,卒于1984年)
  原名:郭希汾(著作有《清诗话译注读本》、《战国策详注》。1916年文明书局出版。又《中国体育史》,1919年商务版。
  笔名:绍虞(见“五四”时期《晨报副镌》、《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妇女评论》、《华锋周刊》等。于1919年12月1日《晨报副镌》发表了《马克思年表》)
  室名:照隅室(有《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
  早年在自学中开始从事学术研究。曾任书局编辑和中学教员。后同沈雁冰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院。先后在济南第一师范、福州协和大学、开封中州大学、武昌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42年起历任大夏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同济大学教授、系主任。解放后┅┅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兼上海文联副主席、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
  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文集》。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等。

【一】 绪论
●一 文学批评是怎样产生的
  文学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是在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之后。在文学产生并且相当发展以后,于是要整理,整理就是批评。经过整理以后,类聚区分,一方面可以看出文学和其他学术的不同,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文学作品本身之“本同而末异”,于是也就认清了文章的体制和风格。所以《诗赋略》在《艺文志》中占有一席地位,也是批评的开端。于次,再要选择,选择也就是批评。选择好的,淘汰坏的,不能不有一些眼光,这眼光就是批评的眼光;同时也不能不有一些标准,这标准也就是批评的标准。以前的目录学者常把总集与文史合为一类,是也有相当理由的。所以挚虞《流别》,李充《翰林》,也就成为文学批评的滥觞。这两种可以说都是帮助读者解决问题的。再进一步,于是再要给以一定的评价,这就是所谓品第,而品第就更是批评了。曹丕之于建安七子,就是在这方面开了风气的。但是这种批评,很容易凭各人主观的爱好,妄加论断,于是变得批评没有准的,也就更需要批评的理论作根据。于是为批评的批评也就产生了,这样,批评理论可以指导批评,同时也再可以指导作家。到这地步,才发挥了批评的力量,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一点。
  这样讲,是说文学批评必须在文学相当发展之后,才能产生,才能发展,才能完成。可是,事实又不完全如此。文学批评和文学又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两种都是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生的。所以文学批评的产生虽在文学之后,但是只须文学在发展中有一点缺点,自然会有人看到而指出、而纠正。同时,也只须文学在社会中发生了一些作用或影响,也自然会有人肯定它的成绩的作用。所以儒家尚文尚用的主张和墨家尚质不尚文的主张,都透露了一些批评的理论,而后来的批评理论之所以能建立,还是以这种思想作依据的。
  所以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二 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
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又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从周秦到南北朝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从隋唐到北宋,是文学观念复古期。这两个时期造成中国文学批评分途发展的现象。
  前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偏于文,重在从形式上去认识文学;后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又偏于质,重在从内容上去认识文学。因此,这两个时期的批评理论,可以说是跟着它对于文学的认识而改变它的主张的。至于以后,从南宋一直到清代,才以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为中心,而文学观念只成为文学批评中的问题之一,我们假使就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批评来讲,那么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这种文学批评的完成期。在这时期中,也有八百多年,因此再把它分成三个小时期:南宋、金、元为第一期,是批评家正想建立其思想体系的时期;明代为第二期,是批评理论各主一说极端偏向的时期;清代为第三期,是批评理论折衷调和综合集成的时期。
  在第三期中,即使偏主一端的理论也能吸收种种不同的见解以自圆其说,所以又成为清代文学批评的特点。
  这是一个简单的轮廓,从这简单的轮廓,假使再加以钩勒,那么可以再说得详细一些。
  在文学观念演进期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周秦为一期,两汉为一期,魏晋南北朝又为一期。
  为什么这样分呢?这是根据当时对“文学”有不同的含义,有不同的认识,才加以区分的。
  周秦时期所谓“文学”,是最广义的文学观念,所以也是最初期的文学观念。
  当时所谓“文学”,是和学术分不开的,文即是学,学不离文,所以兼有“文章”“博学”两重意义。
  到了两汉,“文”和“学”分开来讲了,“文学”和“文章”也分开来讲了。
  他们把属于词章一类的作品称之为“文”或“文章”,把含有学术意义的作品称之为“学”或“文学”。所以“文学”这名词,虽则和我们现在所称的意义不一样,但是不可否认当时有文学和学术的分别。这可以说是汉人对“文学”作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进到魏晋南北朝,于是对“文学”认识得更清楚,看作学术中间的一种,遂有所谓“经学”“史学”“玄学”“文学”的名称。到这时,“文学”一名之含义,始与现代人所用的一样,这是一种进步。不但如此,他们再于“文学”中间,有“文”“笔”之分。“文”是美感的文学,“笔”是应用的文学;“文”是情感的文学,“笔”是理知的文学。那么“文”“笔”之分也就和近人所说的纯文学杂文学之分有些类似了。
  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方才对于“文学”获得一个正确而清晰的认识,所以这是文学观念演进期。
  复古期也分两个阶段:隋唐五代为第一时期,北宋为第二期。
  第一期取消了六朝“文”“笔”之分。他们以“笔”为“文”,所以反对骈俪,看不起专讲藻饰、音节而言之无物的文章;他们以“笔”为“文”,所以重在内容,主张明道,不妨成为一些应用的理知的文章。他们标榜他们所作的是“古文”,是“上规姚姒”以古圣贤人为法的文章。他们要“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所以态度是复古的。
  可是,唐人虽主张明道,结果还偏于学文,所以从他们所标榜的口号来说,只做到以古昔圣贤之著作为标准,没有完全做到以古昔圣贤之思想为标准。到了北宋的一辈道学家,那才完全重道轻文,主张文以载道,主张为道而作文,于是不是以“笔”为“文”,简直是以“学”为“文”。所以到了第二期又取消了两汉“学”与“文”的分别,“文学”和“文章”的分别。这样,文学观念的复古可说是到了家,又把“文章”和“博学”合为一谈了。所以这两个时期成为文学观念复古期。
  其实,演进期是从形式方面去认识文学的,复古期是从内容方面去认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本要求一致,所以相反的也适以相成,于是到了以后能成为文学批评完成期。
  就完成期的三个时期来讲:第一期,南宋金元,可说是“明而未融”的时期。批评家很想建立他的思想体系,可是,新兴的文学还引不起批评界的注意,而旧有的文学则蹈常习故,始终不脱古人的窠臼,所以也就翻不出新花样,不容易建立体系。
  第二期,明代,学风是偏于文艺的,文艺理论又比较偏于纯艺术的,所以“空疏不学”又成为明代文人的通病。由于空疏不学,于是人无定见,容易为时风众势所左右。任何领袖主持文坛都足以号召群众,做他的羽翼;到后来,风会迁移,于是攻谪交加,又往往集中攻击这一两个领袖,造成此起彼仆的局面。这种流派互争的风气既已形成,于是即在同时也各立门庭,出主入奴,互相攻击,造成空前的热闹。一部明代文学批评史也就成为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
  这样,徒然增加了文坛的纠纷,然而文学批评中偏胜的理论、极端的主张,却因此而盛极一时。
  说明代文人真是“空疏不学”吗?明人的“空疏不学”也自有它的特点,因为明代是阳明学派流行的时代。阳明学派从理学转变为心学,正和南宋蹈常习故的风气绝不相同。理学精神是传统的,所以当时象薛这样,甚至谓“自朱子后斯道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心学精神是反抗传统的,所以当时象李贽这样,甚至以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由于这种不顾一切的大胆精神,所以才会造成文学批评偏胜的风气。他们宁愿以偏胜之故,而罅漏百出,受人指谪,然而一段精光,不可偏废者也在此。他们要求别出手眼,他们不要骑两头马。他们精神的表现为狂,为怪,为极端,然而另一方面为卓异,为英特。
  第三期,清代。清代学风又恰恰与明代相反,不是偏胜而是集大成。
  清代学术有一特殊的现象,即是没有它自己一代的特点,而能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它没有汉人的经学而能有汉学之长,它也没有宋人的理学而能撷宋学之精。他如天算,地理,历史,金石,目录诸学都能在昔人成功的领域以内,自有它的成就。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或制艺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或于上述各种以外,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
  所以清代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以前论诗论文的种种主张,无论是极端的尚质或极端的尚文,极端的主应用或极端的主纯美,种种相反的或调和的主张,在古人曾经说过的,清人没有不加以演绎而重行申述之。五花八门,无不具备,从传统的文学批评来讲,也可说是极文坛之奇观。从这一点讲,清代的文学批评可以说是极发达的时代。可惜这所谓发达还是只限于诗论文论方面。
  又清代学术再有它特殊的风气,就是不喜欢逞空论,而喜欢重实验。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差不多成为一般学者所持守之信条。不但经学、小学重在考据的是这样,就是佛学、理学以及文学等等,凡可以逞玄谈、构幻想或尚虚辞的,在清人说来无不求其着实,求其切实,决不是无根据的游谈,无内容的浮谈。
  而清代的文学批评,其成就也正在于是。对于文集诗集等等的序跋,决不肯泛述交情以资点缀,或徒贡谀辞作为敷衍,于是必根据理论作为批评的标准,或找寻例证作为说明的材料。尽管他所根据的理论可能是不正确的,所找寻的例证也可能是不全面的,但是他的方法他的态度总是比较切实而着实的。至于论诗论文的书信,往复辨难,更成一时的风气。所以在以前各时代人的文集中不容易看到他的文学主张,而在清人文集中则比较容易看出他对文学的见解。从这一点讲,清代的文学批评又可称为极普遍的时代。
  不但如此,清代学术再有它特殊的成就,即是不仅各人或各派分擅以前各代之特长,更重要的,在能融化各代各派各人之特长以归之于一己或一派。如经学有汉宋兼采之论,文学有骈散合一之风,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明白这一点,就可知道清代的论文主张所以要考据、义理、词章三者之合一,自有它相关的因素了。所以清代的文学批评,四平八稳,即使是偏胜的理论也没有偏胜的流弊。假使再从这一点讲,那么清代的文学批评,可以称为集大成的时代。然而,也只是集以前传统文论的大成而已。
  这是就鸦片战争时代以前的文学批评加以比较概括的说明。在鸦片战争以后,接受了欧美各国新的文艺思想,于是文学批评又换了一种新面貌,不再是以前的旧姿态了。
 据以上所说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情况,把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下列三个阶段来叙述:
  上古期──自上古至东汉(纪元前?──纪元一九○年);
  中古期──自东汉建安至五代(纪元一九一──九五九年);
  近古期──自北宋至清代中叶(纪元九六○──一一八三九年)。
  文学和文学批评是经常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分期是按照一般文学史的分期来叙述的,这样就不致孤立地看问题,而且有些需要说明的历史因素,凡在文学史里已经讲到、已经解决的,也就可以从略,不必重复。这是现在分期所以和文学史配合的理由。
  本于这样的分期,本书所讲的也可说是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正统的属于旧传统的文学批评史。

【二】 上古期──自上古至东汉(纪元前?─- 一九○年)
●三 孔门的文学观
  在周秦诸子的学说中本来无所谓文学批评,不过,这不等于说周秦诸子对于文学没有一种看法。这一种看法就是后来文学批评的萌芽,对于后世的文学批评起着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儒家。
  孔子,是开创儒家学派的人。他的思想和他及门弟子的记述是不可分的,所以现在先讲孔门的文学观。
  儒,本身就是所谓文学之士;他们可以背诵古训,所谓邹鲁缙绅先生之道诗书礼乐者,就是这一帮人。孔子,就是这一帮人中间更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自己好古敏求,开门设教,并且有教无类,这样,才使儒学成为当时的显学。
  他学的教的是些什么呢?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知他是专门接受古代丰富的遗产的,所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就是他施教的一种项目。他的门徒分成四科,“文学”就成为四科中间的一种。《论语?先进》篇说:“文学子游、子夏”,游、夏就是文学科中的代表。我们看扬雄《法言?吾子》篇云:“子游子夏得其书矣”,邢《论语疏》云:“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可知所谓“文学”云者是学习古代的典籍,用来丰富他广博的知识的。这样,文学和学术是没有什么分别的。邢所谓“文章博学”,并不是把“文学”一科再分为二,而是说这两科在后世可分,在当时是合一的。这是孔门对于“文学”的含义,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这是当时习用的术语。
  不过“文学”虽是书本知识,而书本本身就有不同的性质。我们从当时人的称名,就可以看出:就典籍的性质讲,有“诗”“书”之分;就文辞的体裁讲,有“诗”“文”之分。因此,孔门所谓“文学”,虽不分别“文章”“博学”二科,而讲到“诗”的时候,就比较偏于“文章”的意义,讲到“文”或“书”的时候,又比较重在“博学”的意义。如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说的就是文章的作用;如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说的就是博学的意义。这是从他称名用字方面来看出当时“文学”一词所包含的意义。
  我们从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孔门的文学观,所以有尚文和尚用两种似乎矛盾的主张了。
  本于他论“诗”的主张,当然会有尚文的结论,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并不是说要学诗以后才会说话,而是说学诗以后才会说漂亮的话,说得体的话。《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知孔门的文学观是比较尚文的。再有,诗与乐是联带着的,孔子特别注重诗教,当然也特别注重音乐。
  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知他对音乐是如何的爱好。他“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他对音乐又是有相当的研究的。可惜,由于他“信而好古”的关系,不免带些复古的色彩。
  可是,他同时又是注重实际,着重实用的思想家,这正如近人所说关心治道解明伦理的“贤人作风”。所以又注重尚用,开后世文道合一的先声。《论语?宪问》篇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即是后世道学家重道轻文的主张。所以他论诗重在“无邪”,重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修辞重在“达”,重在“立诚”,就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观是偏重在质,而所谓质,又是以道德为标准的。因此,尚文成为手段,尚用才是目的。
  这两个观念,尚文则宜超于实用,尚用则宜忽于文辞,好似有些冲突,但是他却能折衷调剂恰到好处。后来人再加推阐,就不免偏于一端了。正因为他企图调剂种种矛盾冲突,所以就孔子整个的思想体系来讲,他处在经济制度变动的时代,也是一方面有进步性而一方面有保守性的。
●四 墨家的文学观
比孔子稍后,成为另一派显学,就是墨家。《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他和儒家本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他取的是反对的态度,至少也是批判的态度。近人称“墨子及其弟子是接近手工业者的士,也可以说是手工业者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孔子可以接受古代文化的诗书礼乐,而墨子只接受诗书而反对礼乐,把礼乐看作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这样对于西周文化所谓制礼作乐这一点来讲是不合的,所以《要略》说他“背周道而用夏政”。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的态度,而墨子是背周道而用夏政的,所以儒家尚文,墨家便尚质。可是,他们毕竟都是“学儒者之业”的,毕竟也是属于“贤人作风”一流的,所以儒家尚用,墨家也尚用。
  于是,问题就在这儿:儒家文学观中的尚文与尚用是一致的,是不冲突的;墨家文学观中的尚质与尚用,当然也是一致的,也是不冲突的。正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学观并不矛盾,所以儒家的尚用,和墨家的尚用也就不可能是同一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儒家的尚用是“非功利”的尚用,是为复古的尚用,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用,所以与尚文思想不相冲突,“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也正就是用;墨家的尚用是绝对功利主义的尚用,是强调百姓人民之利的用,所以充其量可成为极端的尚质。这是儒墨文学观不同的一点。
  因此,墨子书中所说的“文学”,就等于学术文,理论文,而这种为文学的方法,也就近于逻辑性。《非命》上篇说:“言必立仪”;《非命》中篇也说:“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所谓“仪”,所谓“义法”,都是标准的意思。为要立标准,所以他提出三表法。《非命》上篇说:有本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天鬼之志”。(此据《非命》中篇补)有原之者:──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这即是他出言谈为文学的标准和方法。第一点,所谓本之,就是说要言必有据。不管它出于古者圣王之事也好,天鬼之志也好,总之要有所本。墨学是尚天和明鬼的,所以“考之天鬼之志”也就不妨成为后来宗教的墨学之论证方法。第二点,所谓原之,要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这更是重在经验,搜求论证的主张。
  《小取》篇说:“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就是由于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进一步成为归纳的论理,于是遂有“类”的观念。《小取》篇所说:“以类取,以类予。”《大取》篇所说:“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这是一般墨家为文学的论证方法,对于论辨文是一个新的贡献。第三点,所谓用之,要“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那就是他论辨的目的论,也即是他尚用的文学观。《兼爱》下篇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他以为善的必须是合于应用的,那就带有功利的眼光了。
  由于墨家这样主张功利的用,所以对于儒家尚文之说是最反对的。《韩非子?外储说》有一节故事,可以看出墨家的文学观和儒学尚文的观点是根本冲突的。
  这故事是这样: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
  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为之饰装,从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之;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韩非就是接受墨家这种尚用反文的文学观的,所以乐于传述这一种故事。总之“这三表法,推其究竟,是以实践的经验为基础的。所谓‘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是根据古时圣王实践所得的经验。所谓‘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是参酌当时百姓在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至于第三表:所谓‘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要于实践中去检查理论是否适合实际,是否合于真理。换句话说,就是以实践来做真理的规准。《墨经》在认识论上,对于墨子这种见解,也一脉相承地发扬而光大之”。这是墨家对科学的论辩文的一种贡献,不过对于文艺的关系比较少一些罢了。
●五 庄子思想与文学批评
道家是唯心论者,他对于现实,对于人生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当然更不会正面谈到文学问题,可是他们的思想却可以和后来的文学批评发生相当的关系,尤其是在庄子。叶适说:“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汩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水心别集》六)的确这样,他的思想影响着一般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再可以补一句,叫做“谈艺者师其神”。
  这个唯心论者的神秘主义,尽管说得“讠叔诡可观”,要“与天地精神往来”,但是一碰到实际,不能脱俗,结果却变为顺俗,所以“奸邪者济其欲”。这种思想是有毒素的,但是他为了要说明这种“芴漠无形,变化无常”的道,不得不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均见《庄子?天下》篇)。于是说得恍恍惚惚好似接触到了一些文艺的神秘性。其实,文艺是没有什么神秘性的,不过从他的理论体系上看,不得不说成神秘性罢了。
  他以精神为绝对的实在,而外象则属于虚假。于是不得不创为“心斋”之说,要“心”和“精神”与物质相脱离,于是他的知识也就不是从耳目之实,而是从纯粹的思想得来的。《人间世》篇说:
  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旧作“听止于耳”,今从俞樾校改)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这一段话,真是玄之又玄,不是常识所能领会的。假使听之以气而能有所感受,说得好听些,勉强可以称它为直觉;说得实在些,简直是一种幻觉。可是,后来的禅宗和宋明的理学,却正喜欢玩这套把戏,于是要什么心如明镜,于是要什么心如止水,把活生生的人变成枯木,变成死灰。清代颜元就否定这种理论。
  他说:“有耳目则不能无视听,┅┅佛不能使人无耳目,安在其能空乎?┅┅道不能使耳目不视听,安在其能静乎?”(《存人》编卷一)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他称这种是幻觉之性。幻觉之性就是不科学的,但是庄子却本于这个前提,发为更迷离恍惚的言论。《秋水》篇说: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郭象注云:“唯无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于是这种思想,到了禅宗就有所谓离言说相、离文字相之说。可是话尽说得玄妙,假使不承认他的前提,根本没有赤裸裸的思想存在,岂不是一切都落空了吧!唯心论所以是不科学的,就在这一点。可是后来的文学批评者拾了这些话头,于是有的只会笼统地喊“好”喊“妙”,究竟好在什么地方,是怎样的好法,为什么会这样好,那就不加分析,方且以为自己是直契精微,别人是体会不到,这简直是自欺欺人。有的呢,为了“求之于言意之表”,于是穿凿附会,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方且以为别有会心。
  这都是一辈妄人的吓唬手段,在以前文艺界中的名士派就靠这些本领。
  这种唯心的讲法是应当批判的,可是,他说明为什么要“求之于言意之表”的理由,却说出了文艺成功的至理。这个关键,这个消息,是在《天道》篇里透露出来的。《天道》篇说: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这即是上文所引《秋水》篇所说的意思,也是要“求之于言意之表”。但是他在下面接着讲一段故事说明这理由: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以他这种主观唯心的虚无之道,本来是不可捉摸,难以言说的。要用科学的语言来说明这种不科学的幻觉,本来象捕风捉影,简直没有着手处,于是他就利用寓言以艺事相喻。可是,他不知道这种比喻,恰恰打了自己的嘴巴。为什么?因为这种“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的工夫,是从实践来的。实践以后,逐渐做到熟练的地步,才能有此工夫,才能到此境界。有此工夫,到此境界以后,要把这来教人固然是有些困难的,可是工夫要自己修练,初步的方法还是可以教的。他用这种不能教人的境界来说明这种不可言说的幻觉,可谓拟于不伦。所以他认为有赤裸裸的思想在言意之表,这是应当否定的。但是他这种拟于不伦的寓言,说明实践的重要,对于文学批评倒是有些好的影响的。《庄子》书中这一类的比喻多,象庖丁解牛之喻,(《养生主》篇)吕梁丈夫蹈水之喻,佝偻承蜩之喻,(均见《达生》篇)都是这一些意思。他引孔子的话:“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这真是学习文艺的金言。
●六 荀子奠定了传统的文学观
孔子以后,孟荀并称,但是从文学批评来讲,荀子要比孟子为重要。荀子《非十二子》篇之论子思孟子,称为“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统”;的确,就文学批评讲,也是荀子为得其统。所以荀子奠定了后世封建时代的传统的文学观。论理,荀子是比较接受道墨两家素扑的辩证法和唯物思想的,为什么会奠定了传统的文学观呢?这即是因荀子毕竟是儒家、是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图的,所以他的思想会有这种现象,而他的文学观会成为传统的文学观,也就是后来古文家和道学家共同标榜的文道合一的文学观。这样,荀子书中所说到的“文学”,就不仅是含有文章博学二义的文学,而且很可能被后人误解成为孔门文学一科与德行一科之合流。《大略》篇说:
  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
  这就说明了文学对于人有琢磨的力量。他在《礼论》篇中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也是这种意思。人的性只是一种本能,必被以文学,加以琢磨;琢磨就是“伪”的工夫,所以说“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这样,他对于文学的观念,也就看得同文理隆盛的“伪”一样。因此,他的文学观念,虽有唯物的倾向,但由于含义太广,也容易使人误解为含有“道”的唯心因素在里边。
  他论到“言”,论到“辩”,也都有同样的意义。《非相》篇说:
  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瑟琴。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
  言,有善的内容,善的作用,那么应当“于言无厌”。《正名》篇说:“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俯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白其志文”,是道的内容;“涉然而精,俯然而类,差差然而齐,正其名,当其辞”,是文的工夫。文是需要的,“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不对的;但是道也是需要的。“言必当理”(见《儒效》篇)是他正面的主张;“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见《非相》篇),是他对君子小人辩言文辞的内容之分别。
  所以他说:“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这是很明显地指出文必顾到道,而道也不能废文的意思。因此,所谓“道”,要作唯物唯心之分,不要和后世所讲的孔孟之道混在一起讲。
  文学的性质和作用既是这样,所以他以为:
  凡议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辩讼不决。┅┅故凡言议期命以圣王为师。(《正论》)
  这就是后人论文主于征圣的先声。他又以为: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据刘台拱校增)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儒效》)
  这又是后人论文主于宗经的先声。他再说:
  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
  故┅┅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圣人之所禁也。(《非十二子》)
  不顺礼义的就是奸说,这更是后人文以明道的主张了。《非相》篇也说: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传统的文学观本来是把明道、征圣、宗经三种意义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以为传统的文学观,其根基即确定于荀子。
●七 荀子论诗乐
荀子论诗也与孟子不同。孟子论诗重在求其义,荀子言诗重在尽其用。所以孟子论诗不及于乐,而荀子则以重礼的关系处处牵涉到乐的问题。荀子《劝学》篇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这似乎只说到诗的风格,然而却也与乐理相通。
  这是他对于诗所下的定义,同时也即是他对于乐所下的定义。所以杨亻京注说:“诗谓乐章,所以节声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
  《论语?泰伯》篇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教的应用,必待合于乐,而后在人事上的应用始广。孔子在诗教上的两种作用,即是(一)正乐,(二)说义。所谓“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所谓“恶郑声之乱雅尔也”。(《论语?阳货》)都是孔子正乐的表示。所谓“学诗乎”(《论语?季氏》),“为周南召南矣乎”(《论语?阳货》),所谓“启予者商也”(《论语?八佾》),又都是孔子说义的表示。孔门诗教,本兼重在这两方面的。后来汉儒以说相高,这固然太偏;然必如郑樵所谓“孔子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通志?乐府总序》),则也是仅得其一端。我们明白这一点不同,然后知道孟荀诗教各不相同。孟子重在说义,而荀子则重在合乐。──虽则荀子书中也依旧带着不少说义的部分。
  儒家以主尚用而推重礼乐,墨家却也主尚用而推翻礼乐。正因墨子书中有《非乐》一篇,所以荀子书中必有《乐论》一篇,以反驳之。《乐论》篇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讠思,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这即是雅颂之声在政教上的作用。而所谓乐而不流辨而不讠思云云,也正是“中声之所止”的绝妙注解。
  《论语?八佾》篇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恐怕也是孔子为正乐的关系所得到的论诗见解。
  我们觉得,荀子所论毕竟还是儒家观点。诗贵中声,所以乐也贵中声。荀子之重正声而不重奸声,即是孔子之重雅乐而不重郑声。在孟子便不是如此,“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固然有些进步意义,但也不免有些迎合时主的意思了。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乱,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荀子?乐论》)雅颂之声之作用有如此,所以荀子之论诗乐,也归结到道。《儒效》篇云:“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指儒道,下同)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全部《诗经》,全离不开道的关系,所以最后再接着说:“天下之道毕是矣。”凡言之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者谓之奸言;凡乐之不合雅颂之声者谓之奸声。荀子之论诗乐,原来也是从他的文学观方面出发的。
●八 诸子思想和他们的作风
周秦诸子的思想在当时固然是百花齐放,各有成就,即就他们创造完成的散文来讲,也是各有风格。这种风格,显然和他们的逻辑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一般讲来,孟子和庄子为一路,墨家和荀子又为一路。
  孟子的逻辑思想是主观主义的比附方法,这在后面讲到汉人诗说的时候要提到的。正因为他用的是比附的逻辑方法,所以孟子书中用譬喻的地方就特别多。
  他是利用譬喻作为他论辩的辅佐的,据侯、杜、纪三氏《中国思想通史》的统计,谓“《孟子》全书二百六十一章,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其运用比附方法以论述问题的竟达六十一次之多;此外,其以古例今,象借文王汤武等等而启示当时,尚不在内”。所以可以说这是孟子散文的一种特征。而这种特征就是跟他的逻辑思想有关的。
  他这种逻辑思想,是主观的、唯心的、不科学的,所以他把这种思想用到考证论古方面,就发生流弊,尤其表现在他说诗的部分。可是,他是很聪明的,想象力很丰富的,也就是很善于用譬喻的。譬喻之为用,本来重在说明。意义之难知的不能说,则用易知的说明之;意义之抽象的不能说,则用具体的说明之。他同当时这些侯王谈话,或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辩论,有时要开导他们,有时要说服他们,就不得不多方利用譬喻。如五十步与百步之喻,举一羽与见舆薪之喻,折枝与挟泰山之喻,都用当前事物,两两相比而事理自显,也就省掉了不少的废话。又如白羽之白与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与白玉之白,纟兄之臂而夺之食,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诸喻,又设为反诘,那就不必正面说话,而针锋相接也自然使人无从置答。至如缘木求鱼之喻,揠苗助长之喻,更能想入非非,于警策之中具幽默之趣,这都是他善用譬喻的地方。由于他这样善用譬喻,所以他的话尽管是偏锋,甚至是不合逻辑,但是当他和人辩论谈说的一瞬间,却会使人一时无从置答,其至要“顾左右而言他‘,这就可以说明他辩锋的犀利了。
  庄子更是绝对的唯心论者。他所谓”道“,本来是虚无恍惚不可捉摸之道,于是更不能不用譬喻。他也同孟了一样善于用比喻,如杯水芥舟之喻,鹪鹩巢林、偃鼠饮河之喻,越俎代庖之喻,不龟手之药之喻,牛执鼠之喻,狙公赋之喻,处于材不材之间之喻,都是妙趣环生,启发性灵。而庄子比孟子更进一步,不仅用比喻,而且用寓言。寓言也有比喻性质,可是再有化成作用。它可以使一切物变为人化,也可以使所有人变为神化。《庄子》书中寓言十九,在这一方面,也就成为庄子散文的特征,如斥笑鹏的寓言,列子御风的寓言,藐姑射之山神人的寓言,罔两问景的寓言,天根游于殷阳的寓言,浑沌凿窍的寓言,也是用丰富的想象来表独到的理解。他如支离疏、王骀、叔山无趾以及瞿鹊子、长桥子、意而子诸人的故事也都是寓言性质。所以《庄子》一书,也有人简直把它当作文学书看。
  比喻和寓言,已经很富有文学意义了,但是孟子庄子散文的长处,还不止于是。由于他们善用比喻与寓言,所以他们再善于描写,善于叙事,使文章更活泼,更生动。如《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章,描写世态,入木三分,真是形容到骨子里头去了。《庄子》中过惠子墓一节,只借匠石斫鼻的故事,而写出心中无限的感慨,这都是他们在论辩之外开小说先声。至如《庄子》书中讲到地籁天籁的部分,绘声绘形,简直可以当作风赋读,又开后人写景的法门了。
  这都是他们的文学观影响到他们作品的例证,但是他们在同的中间又各有它的异点,所以就孟子、庄子的文学来看,也是各人有各人的风格。
  相反的,在于墨家,就不是这样。他是很有条理的;他是肯定论辩的价值的,并且了解论辩的方法的。墨子书中充满着论辩的精神,而论辩神的发挥就靠他方法的严密。他的方法重在”类“与”故“。《非攻》下篇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类”和“故”是必须首先明辨的。《大取》篇说:“夫辞,(’夫辞‘二字旧脱)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者也‘二字旧倒)。”所以“类”和“故”的概念在墨子文中是经常运用着的。这样,所以墨家散文又别成一风格。到了荀子,也接受这两概念,不过涂附了儒家的思想,所以他的作风,谨严与墨子同,论断与墨子异。
  在荀子以前,庄子孟子和墨家固然都是论辩说理之文的创始者,但是完成严谨的论辩说理的体制,应当归功于荀子。为什么?庄子之文,可说是由一段一段的故事累积而成篇,至一段一段故事的衔接关系是若即若离的,因此,就通篇来看,不会有严密的条理。孟子似乎有些条理,但是常借助于问答体,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这种情形,在墨家后学记墨子语的时候,也还有这种情形。虽则不是两个人的问答,经常要冠以“子墨子曰”四字,用来作为前后的联缀。这说明些什么呢?这就说明要成为一篇结构严密的理论文是比较不容易的。到了荀子,就可以不用问答体,不用述言体,而能很有条理地组成一篇结构比较严密的文辞。
  而荀子所以能完成这样缜密谨严的作品,不得不说和他的逻辑思想,和他的文学观有相当的关系。
  我们只须看,从荀子以后,“子”也有“集”的倾向,如《贾子新书》,就有些象单篇散文的结集。可以知道这是理论文逐渐成熟的表现。章学诚看到这种现象,认为“著作衰而有文集”(《文史通义》三),其实,假使从这一点来看,正是文学的演进,不必看作是退化。这种现象,到韩非而更进一步,从严谨的体制中发为锐利的论调,有墨荀之密,兼有庄孟之肆,于是他的作风也就另成一格。
  诸子的文学观和他的思想有关系,而他的思想又和他的作风有关系,所以这不仅是文学批评史的问题,也是文学史的问题。
●九 汉人对于文学的认识
到了两汉,文化逐渐提高,文学作品也渐多,一般人对于文学的认识也比以前来得清楚一些,于是把“文章”和“博学”两种意义分别开来,这也就是说把文学与学术分离开来了。不过当时的术语,还用博学的意义称“文学”,如《史记?孝武本纪》:“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又“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这所谓“文学”,指的是经学;《晁错传》:“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这所谓“文学”,指的是史学。所以儒林传中讲到“文学”常与“儒者”及“掌故”连类而言,如: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
  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
  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
  至如《史记?自序》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那么,即律令,军法、章程、礼仪之类也都把它当作文学看了。所以可以知道当时所谓“文学”,说得广一些,是一切学术的意思;说得狭一些,是指儒术,指经学。
  至于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的意义者,则称为“文章”或“文辞”。如: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则召除为丞相史。(《曹相国世家》)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三王世家》)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屈原贾生列传》)
  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儒林列传》)
  以上诸例均见《史记》。再证之以《汉书》,如《公孙弘传?赞》中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又说:“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就可以知道汉时对辞赋、史传文或奏议文,都称之为“文章”。这种分别,到三国时候还是这样。《魏志?刘劭传》:“夏侯惠荐劭曰:’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这是分用最明显的例。即刘劭《人物志流业》篇亦称“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所以我们称汉人有文学文章之分是有可靠的根据的。
  汉人何以会有这样的认识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辞赋的发展。辞赋发展了,文学类的创作和学术性的著作显然划分了鸿沟。这道鸿沟,是从性质上分的,不是从形式上分的。以前分诗文二类,是形式上韵散的分别,到刘歆班固分出诗赋略一类,与《六艺略》《诸子略》并列,那就对于文学的性质,已经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了,清代刘天惠文笔考对于这一点说得很明白。他说:
  汉尚辞赋,所称能文,必工于赋颂者也。《艺文志》先六经,次诸子,次诗赋,次兵书,次术数,次方技。六经谓之六艺,兵书术数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诸子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弊短,合其要归,亦六经支与流裔。”据此,则西京以经与子为艺,诗赋为文矣。
  这是最显著的一点,所以《艺文志》中首先把诗赋略别出为一类。我们根据这一点,也就可以说明汉人所以会有“文学”“文章”分别的原因。不过原因还不止这一项。以诗赋为文,这是清代学者主张文笔之分的说法,即如刘天惠说:“至若董子工于对策,而叙传但称其属书,司马迁长于叙事,而传赞但称其史才,皆不得混能文之誉焉。”事实上,“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明明见于《公孙弘传?赞》,不是叙事也是文章吗?“刘向、王褒以文章显”,也见于《公孙弘传?赞》而刘向就是以奏议著称的,不是对策也是文章吗?所以汉人所谓“文章”,并不象后人所说,只限于诗赋,只因汉人所作的奏议、论说、叙记之文还不成为集,只称为子或史,所以这些文章也就不可能象辞赋这样显得突出罢了。其实,汉人之“子”,象《贾子新书》这样,已经可以说是“文集化”了。事实上,明明有杂文,有短文,明明是秦以后新兴的体制,因此,也就不可能不承认为文章。
  所以汉人分别文学文章的原因还不完全由于辞赋之发展,它和当时新兴的杂文也有相当关系的。
  “文学”“文章”都是复音词,假使用单音词的时候,那就把“文学”一名而析言之,以文章之义称“文”,以博学之义称“学”。《汉书?贾生传》云:“以能诵诗书属文闻于郡中”;《终军传》云:“以博辨能属文闻于郡中。”这是称文章为“文”的证据。《汉书、韦贤志、赞》云:“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云:“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这又是称文学为“学”的证据。
  我们假使知道汉时有“文学”“文章”之分,“学”与“文”之分,那就可以知道六朝所谓“文”“笔”之分,就是从汉时“文”或“文章”一词再加区分罢了。如果不经这个阶段,断不会从包含文章博学二义的“文学”一词,分别出“文”“笔”来的。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说:“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他所谓“二”,也正是指的“文学”“文章”之分。

  评论这张
 
阅读(381)|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