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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  

2010-07-20 21:10:41|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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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

———谈谈儒家“为己之学”和“仁者之乐”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10年7月14日
杨丹荷



为什么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 - 潇攸子 - 潇湘大地 攸子情深   

  儒宗孔子“诲人不倦”,一生从事文化教育的时间长达数十年。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在众多学生中,颜回最得孔子之意,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颜回好学,能自我改善。

  孔

子极为好学,他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博学于文”,也以“文”(他勤奋学习所掌握的《诗》《书》《礼》《易》《乐》等文化知识)教授弟子。不过,孔门学问中比“文”更重要的“学”,是培养君子德行和进行人伦道德实践,因而孔子强调: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在孔子看来,道德行为的培养比掌握文化知识更为重要。他说: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

  孔子教学内容广泛,其中最根本的学问是德行。《论语·先进》按照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分科记录了孔门优秀弟子名单: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这个排行榜印证了孔门学问首重德行。孔子认为学习者的首要任务是改善自身,把自己培养成道德“君子”。

  培养德行的正确路径在于能够“反求诸己”。他指出: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

  “为己之学”是将所学真知运用于自己的生命实践,真实地改善自我;“为人之学”则是以知识技能示人,以之获取功名利禄。

  《礼记·大学》概括了儒家的为学目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随即指出,达成“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目标的路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格物”是观察学习,“致知”是掌握真知;“诚意”、“正心”是“学而时习之”,学以致用,把所学真知落实到培养君子德行的生命实践中,改善自己的生命状态,端正内心,使自己成为善良真诚、正直平和、独立不倚的有德君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综合而言就是“修身”;通过自己“修身”而感化、影响、端正家人,使家庭和睦幸福,就是“齐家”;能够“修身”、“齐家”的有德君子到社会上担任政治职责,推行仁义之道,亲民安邦,开创出和谐安宁的政治局面,就是“治国”、“平天下”。

  可见,孔子的最高理想虽然是安民平治天下,而孔门学问的根本却在于“为己”“修身”,即先改善自身,使自己成为能行仁义的道德君子。颜回之所以在孔门德行科名列第一,是因为在实践“为己之学”方面,他是最优秀的弟子。《论语》中两次纪录了孔子称颜回是唯一“好学”的弟子。

  《论语·雍也》: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论语·先进》: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颜回比孔子年轻三十岁,死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孔子去世的前两年。说上述话时,孔子已年逾七十,他认定弟子中只有颜回“好学”,是教导过众多学生后的盖棺之论。

  孔门弟子中不乏博学多能者,也不乏就任高位、享受厚禄者,孔子赞颜回“好学”,列举的事实并非颜回善于博闻强记,或者能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功成名就,而是说他能够“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是心态平和,情绪稳定,善于改过自新。颜回能“反求诸己”,学以致用,端正自己,这正是孔子提倡的“为己之学”。“为己之学”的目的在于变化气质,培养德行,将所学真知用于改善自己的生命。在孔子看来,能够致力于“为己之学”的学习者才称得上“好学”。

  其二,颜回成仁,能安然乐生。

  孔子本人安生乐生,精神乐观,生活愉快。他说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的人生表面上挫败不顺,实际上幸福成功。

  从生命经历来看,孔子的一生不足以“安乐”,反足以“忧惧”。他幼年无父,少年失母,早年困窘贫贱,晚年连遭妻、儿之丧;他博学多才,道德高尚,富有修养,却不为当政者所用所容;他长期周游列国,致力于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推行仁义之道,却四处碰壁,屡陷困境,不只一次遭遇生命危险。孔子有足够的理由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一生进德修业,乐观积极,自强不息。

  颜回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孔子自身的人生写照。师生俩都不为环境所困,心态乐观,精神豁达。颜回家境困窘,生活匮乏,却安生乐生,心境愉悦,他的人生貌似贫寒潦倒,实则随遇而安,平和喜乐。孔子赞美颜回: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宋明理学开山者周敦颐向弟子程颢、程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论语》中就能找到。“成仁”是孔子颜回能“乐”的关键所在。孔颜之乐是不受欲望宰制、不为环境左右的仁者之乐。孔子指出: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孔颜师徒能够“长处乐”,所“乐”正是有德“君子”的“成仁”之乐。“仁”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是“德”的本质所在,因而孔子认为: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论语·里仁》)

  “成仁”能使人超越声色食货感官享受,能使人漠视顺逆荣辱外在境遇,能使人“久处约”、“长处乐”,遭遇贫寒困苦、颠沛险阻都能“不改其乐”,因而“仁”比富贵、食色更有价值。君子“成仁”,就是要以“仁”立身,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

  孔子指出,精神价值“仁”不仅高于声色富贵,还高于肉体生命: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从《论语》中可见,孔子很少以“仁”赞许人,在他的学生中,唯有颜回被认为能“成仁”。他赞扬颜回: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

  “仁”的内涵丰富。综合《论语》中有关“仁”的条目可知,“仁”是超越小我,不自我中心,不自私自利,不主观专断,不刚愎自用,不固执己见,不怨天尤人;“仁”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爱人”,“知人”,同情人,理解人,帮助人,成人之美,“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是善于反省,改过迁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诚信忠厚,仁人爱物,博施济众,身居陋巷、心怀天下;“仁”是理智稳健,中庸平和,情绪稳定,不偏颇极端,不纵情任性,不大声以色,不暴躁鲁莽;“仁”是刚毅正直,独立不倚,和而不同,言行一致,不巧言令色,不做表面文章,不圆滑世故,不虚情假意,不口是心非;“仁”是坚持道义,怀抱理想,不放弃原则,不曲学阿世,不同流合污;“仁”是孝悌忠信,实践善良道德,善于向有道者学习,下学上达,敬天知命,安然顺受,以德配天。

  孔颜师徒是具备上述丰富精神品质和健全豁达心态的“仁人志士”,因而能够“仁者不忧”,安生乐生。在忧患挫折的生命历程中,老师孔子能“乐而忘忧”;在贫寒困苦的生活境遇中,学生颜回能“不改其乐”。

  在为学成仁方面,颜回是步老师后尘的忠实后学;在实践儒家核心价值仁义之道方面,师生俩志同道合。孔子引颜回为知音同道,他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用”就是要行仁义之道,如果行不通,那么宁可“藏”,也决不能放弃自己的人生原则。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仁义”之道,曾受困于陈国和蔡国之间。“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颂弦歌不衰。”弟子们这时“有愠心”,对孔子致力推行的仁义之道产生了疑惑。

  子路反问老师:“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子贡劝老师孔子变通求容。他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

  只有颜回坚定不移。他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坚持原则,坚持道义,坚持理想,不“曲学阿世”,孔颜师徒以自己的生命实践昭示了仁人志士“君子儒”的品格操守。在困顿险恶的境遇中,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坚持推行仁义,既不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也不为现实遭际所困,随遇而安,坦然乐生,依然“讲颂弦歌不衰”;在不为世人理解容纳、几乎众叛亲离的逆境中,唯有颜回能对老师说出“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的铿锵言语。孔子听了颜回的一番话,欣然玩笑道:

  “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颜回是孔子的忠实追随者。《论语·先进》: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这些记录生动说明了什么是“志同道合”、“生死与共”、“肝胆相照”。

  儒家所承传的文化极为重视父系血脉传递和香火延续,然而,从《论语》的记述中可见,对于儒宗孔子而言,精神价值的承传胜过了肉体基因的延续。孔子七十岁时,独生子孔鲤死亡,七十一岁时,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病逝。《论语》中没有孔子因老年丧子而过度哀伤的记载,颜回之死则令他哀痛异常: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论语·乡党》)

  孔子敬畏天命,自觉以德配天,相信“仁者寿”,深信得道者天佑,他的精神之子、仁义之道的忠实传人颜回竟短命而亡,怎能不令他生出“天丧予”的沉痛悲感而“哭之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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