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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大地 攸子情深

我诗意地栖居在博客之上。

 
 
 

日志

 
 

沈从文精读 张新颖  

2010-06-27 16:20:35|  分类: 文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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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从文自传》: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 (上)

 

一、为什么要写自传

 

写这本自传的时候,作者刚过三十岁,虽然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作品,成为倍受瞩目的作家,但《边城》和《湘行散记》这样的标高之作还没产生,个人的“文学地位”还正处在有待进一步确立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么“早”就“急于”写自传呢?

可是,如果从沈从文此前此后的文学创作历程来看,乃至从他完整的生命行程来看,《从文自传》的产生究竟有什么不一般的意义,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显然还需要更充分的发掘和阐明。

 

二、地方性

 

这本自传的地理中心是湘西。把自己的根扎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在这片土地上接受了真实人生教育的人,他和别的地方的人——特别是“城市中人”——的“差异性”,也就自然地显现出来了;由此也就可以说,在沈从文这里,“地方性意识”和“地方性差异”与个人意识和个人差异是相联相通的。

从特殊的地理、历史和现实中走出来的一个人,走到一个阶段,为自己“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比起为给别人看看离奇和古怪来,当然是更为根本和内在的精神需求。

 

三、小孩读大书

 

《从文自传》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的背景在小城凤凰,从有记忆起写起,到高小毕业,主要是一个小学生的生活,重点却不是读书,而是逃学读社会这本大书,作者自己说这一部分可以称作“顽童自传”;就读社会这本大书这一条主线索而言,后一部分与前面的叙述一脉相承,作者离开了凤凰和家庭,进入更大也更加严酷的社会,十五岁就开始当小兵,随部队辗转湘西、川东,在各种各样的见闻和遭遇成长,逐渐产生出自我的意识和越来越走向明确的追求。

沈从文从小小年纪就开始了对一本自然、社会的大书的强烈兴趣和冲动。几乎从一开始,这颗向宽广世界敞开的小小心灵,就被这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带进了永远不会满足也就永远停不下来的没有边界的探寻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小小的心灵变得越来越充实,越来越阔大。“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作者沉浸在童年的记忆里,但他一直不曾忘记他的这部自传要有前后一贯的自觉意识,这样才可以从过往的经验中解释现在的自己,解释自己的形成和确立。

 

四、看杀人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个作家这么多次地写到这么大规模的砍头式杀人,也没有哪个作家能控制得这么“不动声色”地写看杀人。

如果按照鲁迅的说法,沈从文俨然也是一个“看客”。鲁迅和沈从文反应的不同,除了经历、性格、志趣、思想等等方面的个人原因外,是不是还跟看的“方式”有关:通过“媒介”来看,比起在现场的亲眼看,更容易引向情景的“象征”意义,而且往往到头来“象征”的意义比引起“象征”的情景更为重要;在现场的亲眼看,由于其真切性,集中注意的就是现场发生的情景本身。当然,即使是现场的看,也并非不能产生任何一点由情景而起的“引申”,只是任何的“引申”都是附属性的。

还有一点,就是鲁迅和沈从文在与生活世界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们的对待方式是非常不同的:鲁迅是能够而且善于从平常中看出不平常的极端敏感的天才,而沈从文是把不平常也当作平常来接受的那么一个人;鲁迅是质疑性的,沈从文是容纳性的。在沈从文看来,生活世界的真实就是这样,而鲁迅则要问:这样就对么?“从来如此,便对么?”

如果看杀人只是看杀人而没有对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影响,真正地无动于衷,那么,作者就是一个鲁迅所说意义上的“看客”;与给人的表面印象恰恰相反,作者想表达的却是,看杀人深刻地“教育”了自己,成为建构自己的人事现象中重要的因素;而有这样的因素参与建构的自己这么一个人,当然与没有此类因素参与建构的、没有受过同样“教育”的别的人,有着重要的、无法泯灭的区别。

第二讲 

《从文自传》: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 (下)

四、无量快乐

 

沈从文高小毕业后,家境衰败,为谋出路,当兵离家。一个即将展开的新世界和对宽阔自由生活的憧憬,唤起的会是一个少年的“无量快乐”!

有意思的是,同一段经历,在后来的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中回想起来,感受会很不一样,或者说,感受的侧重点很不一样。在一九八〇年的自传《附记》里,沈从文就说,读这部自传,“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又说自己在湘西的经历是“二十年噩梦般的恐怖黑暗生活”。而在一九四九年写的《一个人的自白》里,沈从文写了一段与鲁迅的感慨可说是同出一辙的话:“有谁在旧军阀时代,未成年时由衰落过的旧家庭,转入到一个陌生杂牌部队,作过五年以上的小护兵司书的没有?若你们中有那么一个人,会说得出生活起始,将包含多少酸辛。这也是人生?就是人生。我就充分经验过这种人生。这里头包含了一片无从提及的痛苦现实。你们女人中有作过小丫头童养媳的没有?作过口口小商店的学徒,必须侍候许多人烟茶,并将一切小过失推置于她身上承担的职务没有?若有那么一个人,也会说得出相似不同痛苦生活经验。”但他接下去说,“否定因之在我生命中生长。我的生命并没有对困辱屈服。我总要想方法抵抗,不受这个传统力量和环境征服或压倒。‘旧家世’固然容易使一个纨绔子堕落,却帮助了我个人在困难绝望中挣扎。一面随环境流转,一面从学习上找新机会。”

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否定”,把困苦屈辱逆转成生命中正面、积极、肯定的力量和追求。

 

六、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

 

建构生命的另一种东西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变换着形式出现,而且日益显示其重要性和沉潜的影响力,这种东西,沈从文把它和人事生活、自然现象这两类并列,称为人类智慧的光辉。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沈从文离开湘西时已经初步形成的知识文化结构。如果用大的知识文化概念,当然应当包括他从人生和自然中直接得来的东西,这是他个人生命经验中异常丰富而独特的东西,也是他自己强调了一生的东西;如果用小的概念,也就是通常用的概念,那也可以说,沈从文领受的人类智慧的光辉是非凡的,这其中,有中国古代的历史和艺术,他把在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的军部称为“学历史的地方”;当然有中国古代文学,也有意外碰到的西洋“说部”;还有刚刚开始接触便产生实际影响的“新文化”。无论如何,对这个高小毕业的军中小兵,绝不可以用学历来衡量他的知识文化。

 

七、自传面向将来

 

写自传是回忆过去,是为了重温和整理以往的经验和历程而投诸写作行为。一般而言,这样的写作行为是面向过去的。

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出,沈从文三十岁的时候就写自传,他个人内在的动因是什么?当这部自传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传主的形象已经确立起来,他经历的一切构成了一个独立、独特的自我;可是这个自我还没有施展,他将有什么样的作为还要留待后来。

也许可以说,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

基本上可以说,沈从文在三十岁的时候,通过《从文自传》的写作,找到了自己。

在此之前,沈从文写作十年,虽然发表了数量很多的作品,其中也有《柏子》、《萧萧》、《丈夫》等优秀的短篇小说,但就整体而言,还不能说他已经找到了自己,他自己进行的多种多样的文学实验,也表明他还处在不断探索的阶段。

但《从文自传》的完成,使他达到了另一个境界。找到了自己之后,最能代表自己个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自我确立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文学上的了;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第三讲 

《湘行书简》:一条河与一个人 (上)

一、奇特的写作情景

 

这样的写作情景——在一条河上,在河上的一条小船里,一天连着一天,写一封接着一封的长长的信——是稀见的;更为奇妙的是,这条流动不息的河,不仅构成了这些书简的外部写作环境,而且成为这些书简的内部核心成分,不妨说,这些书简就是关于这条河的。所写一切,几乎无不由这条河而起,甚至连写作者本身,其精神构成,也往往可见这条河的参与和渗透。

   

二、没有定见、定位、定向、定范围的“看”

 

沈从文是个喜欢“看”的人。

 “看”,却并不在“看”的时候为一般的社会价值所局限,这样“眼光”才放得开;同时,因为并不以在现象之外的一般社会价值为个人的立足点,为评判现象的尺度,这样也就抛弃了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自以为置身事外的位置,而是在宇宙万汇的动静之中“看”宇宙万汇的动静,个人的“看”也就融入到宇宙万汇的动静之中。所以沈从文的“看”,突出的并不是“看”的个人和“看”的“有色眼镜”,而是直接“看”到的现象。本来这并不应该是一个需要特别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但事实上,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甚至应该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通过“看”所显示出来的,往往并不是直接“看”到的现象,而是“看”的行为本身,是“看”的个人及其“看”的理论装备和价值预设;这样的“看”,实质上恐怕是“看”不到自身以外的东西的,至少,并不能不经过理论和价值的中介而直接“看”到自在的现象。

沈从文是在一条移动的船上“看”景物的,他描述景物是即时性的,就是随着船的移动边“看”边写,这个特点,从景物这方面来讲,是没有一个限定的范围,不是“看”某一处或几处的景物,而是船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从“看”这方面讲,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视角,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这样的“看”不是“透视”,而是在不断变换的位置上“看”向不同的地方。从内在的“看”的观念上来说,沈从文喜欢“看”却不为一般社会价值限定“眼光”,也就是心中没有“定见”;而从外在的“看”的方式来说,又是没有“定位”、“定向”、“定范围”的,这就使得沈从文的景物描写很“活泛”,流动不居,不是“死”的。从“看”来说,“深度”是“焦点透视”产生的,要产生出“深度”,一定要有“定见”、“定位”、“定向”、“定范围”,也就是说,一定要把“眼光”所及的东西对象化,用“眼光”去“占有”景物,使景物屈从于“眼光”,以便“攫取”景物而产生出解释的“深度”。沈从文的“看”,却不是“占有”式的,他虽然未必达到庄子所说的“使物自喜”的境界,却也庶几近之,因为有意无意间习得了“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的观物方式。

 

三、水手们:沈从文作品里的人,与启蒙的新文学里的人不同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和“人的文学”的倡导为一体的,而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又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文学担当了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中。特别是蒙昧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从而构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而这个基本状况是要被新文化改变甚至改造的,所以这蒙昧的民众就成为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他的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更核心的问题,还不在于沈从文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这么一些人,而在于,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

第四讲 

《湘行书简》:一条河与一个人 (下)

四、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比人的世界大

 

沈从文写这条河,写的不只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个自然,也不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事。自然和人事并没有像在我们今天的理解中那样处于分离的、并立的状态,在沈从文的文学构图中,人事常常就是自然有机的一部分。而当沈从文说历史是一条河的时候,他的历史所指的,也并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所惯见的人事的历史。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就不仅仅是人的世界,而是要比人的世界大。近代以来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是被我们对象化、图像化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虽然欣赏和赞叹沈从文的景物描写之美,欣赏和赞叹沈从文作品中的自然美,却全然不能领会他的自然观中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相联的天地大美,当然也就更不能理解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联的天地不仁。天道,地道,人道,人道仅居其间,我们却只承认人道,只在人道中看问题,只从人道看自然,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缩小为人的对象了。但其实,天地运行不息,山河浩浩荡荡,沈从文的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自然在他的作品中,岂只是这样那样的景物描写?

沈从文对一个比人大的世界的感受,与五四以来唯人独尊的观念正相对。五四以来的文学的世界,基本也就是人的世界,个人、集体、社会,权力、制度、文化,这之间的纠缠、联结和冲突,无不是人的世界的纠缠、联结和冲突。沈从文的文学里却有比人大的世界。沈从文的大,也在于他的世界的大。他为什么老是要说他对人的理解和城市中人、和读书人的理解不同呢?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城市中人、读书人对人的理解,只是在人的世界中理解人,而他却在对一个比人大的世界的感受中理解人。

 

五、在这条河上的过往生命经验和他的文学

 

沈从文在这条河上思绪万千,感情激动有时会到不能自已的程度。这条河和他过去的生命连结得太深刻了,重游故地,不能不是对过去生命的经验温习。对过往经验的回想和叙述,也就是对过往经验的一种肯定形式,这种肯定,再深一层,就是对过往经验所造就的自我的肯定。在沈从文的意识里,他的自我不是脱离了这种经验、生活有了转机之后才产生、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不是,他的自我的确立,其实发生于被后来的生活埋藏起来的早年经验里,这条河上的经验是其中特别重要的部分。

沈从文的文学,也植根于过往的生命经验。

 

六、私人信件和公开文本

 

最后还是回到书信这种形式的私人性质上来。这本来是“三三专利读物”,里面有儿女情长,有感人至深的爱的表达,非常自然。如果没有这么爱着的一个人,没有这么一个收信人和读信人,即使爱写信如沈从文,还会不会写出这么些信来,是大可怀疑的。但是,就是在这些因爱而产生的信里面,我们常见的那种儿女情长的私话却是很少的,沈从文写了那么多,不计巨细,细微如船舱底下流水的声音,重大如民族、生命、历史,甚至大到一个比人的世界更大的世界,而当这一切出现在书简里,同样也非常自然。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的问题,这样特意地提出来强调,其实是把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狭窄化了,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割裂了。私人空间、个人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的爱的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性质的写作、个人化写作,它的空间有多大呢?《湘行书简》可以做一个讨论的例子。

第五讲

《边城》: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 (上)

一、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

 

我们要关心的是,发酵、酝酿了《边城》的因素的性质:这些性质渗透进作品,在作品中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因而,对这些因素的性质的理解,也极大地影响着对作品本身的理解。

“闻杜鹃极悲哀”,“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碰见老者死亡,小女儿报庙招魂哭泣,想到把“不幸”和为人的“善良”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当年的“翠翠”已死,“小翠”又长成母亲的模样;“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创造一点纯粹的诗”;“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用不着概括,这些经验、记忆、情绪和思想的性质,就已经形成集中而强烈的感受了。

 

二、翠翠和翠翠生活的世界

 

我们以翠翠为圆心,来看她生活世界的周围。翠翠与老船夫共享这寂静安闲的生活,但老船夫和翠翠却不同。可以把翠翠叫作“自然人”,却不能这样叫老船夫,因为“教育”老船夫的,除了自然,还有人事。他和翠翠在同样的山水里,却比翠翠多了人世的阅历和沧桑的经验。这是其一;其二,同时也因为阅历和经验,他所感受的自然,也不像翠翠那样单纯明朗,而多了些复杂和沉重的成分以及莫可名状的感受。

比这个生活圆圈更大的,就是茶峒山城的生活了。“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环境,它还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一种不同的价值的象征。写《边城》,就是写“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点事情”。 “边城”不是为了翠翠才存在的,“边城”是和翠翠一道出现在作品里,共同成就了这个作品,因而也共同确立了各自在文学中的存在的。甚至也可以说,翠翠是“边城”的一个点、一条线、一支动人的曲子,或者说,翠翠是“边城”的一个例子,一个代表。沈从文作品里的景物描写,风土叙述,人情刻画,往往不是“背景”而是“前景”,不是“陪衬”而是“主体”,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并不限于《边城》。

即使我们姑且承认沈从文的《边城》是他用文字造的一个桃花源,那这个桃花源,也不是用来做逃避的去处的,它具有积极的反叛性。它要“挑衅”和反叛的世界,在翠翠的生活世界之外。翠翠生活世界的圆周,最大就只是“边城”的世界。

第六讲

《边城》: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 (下)

三、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

 

为什么在人事的安排上,从翠翠父母的事到翠翠的事,都那么不能如人意呢?这个问题,老船夫很深地想过。“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现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处。”翠翠母亲从认识那个兵到丢开老的和小的,陪那个兵死去,“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

“天”这个概念,在《边城》这部作品中非常重要。“天”不是自然,在沈从文的思想里,自然和人事是并列在同一个层面的两种现象,人可以在自然中“长养”、接受自然的“教育”,也可以在人事中历练、接受人事的“教育”,“天”却是笼罩自然和人事的东西,它有意志、有力量安排人事,干预人间。更重要的是,“天”的意志并不在乎人的意愿。即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第二章,描述茶峒地势,凭水依山筑城,河街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 “无可挽救的不幸”之所以“无可挽救”,是因为它出自高于人事能力的意志,“边城”人对此只能“无话可说”,“呆望着”。他们“呆望”不幸,也即是对天地不仁的无可奈何的体会、默认和领受,“呆望”的神情,也因为体会、默认和领受而可以说是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的外现。

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既然是把天地不仁“内化”为个人命运的结果,那么,天地不仁在这里就不是一种表面的感慨,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无知无识的愚昧,一种知识和逻辑的推论。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世界自来就带着悲哀的气质在体会、默认和领受。

 

四、用文字包裹伤痕,在困难中微笑

 

《边城》创作于沈从文个人生活的幸福时期,但是作者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却会使生活的分期无效。当我们一开始讨论是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的时候,就没有把这部作品的形成孤立封闭在某一段时期内;但一开始我们还没有直接指向作者本人的生活痛苦。现在我们应该深切地感受到了,原来《边城》这样的作品蕴藏了作者以往的生命经验,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字,是在困难中的微笑。“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有《旧约》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

 “微笑”担当了什么?由自然美、人性美和人情美构成的沈从文小说世界的“微笑”面容,担当了什么?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单说沈从文的景物描写如何如何美,人情风俗又如何如何淳朴,就把沈从文小说中的自然和人情看得太简单了。“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没有让因屈辱而生的狭隘的自私、仇恨和报复心生长,也是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撑自己应对现实和绝望,同时也靠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来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学。

    “微笑”的文学对于作者个人有这样的担当,如果把这种担当从作者个人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呢?沈从文在《题记》里说到“民族复兴大业”,并非只是随便说说的大话,也不是理论的预设,他是从个人的生命经验和文学之间的紧密关联出发而引生这种思想的,这种思想与蕴藏在清新朴实的文字后面的“热情”渗透、交织在一起。

第七讲

《长河》:“常”与“变” (上)

一、写作的缘起和出版的周折

 

刚落笔的时候,《长河》只是一个中篇的构思,可是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篇幅容纳不了变动时代的历史含量,就打算写成多卷本的长篇。中间隔了一长段时间之后,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动手补充修改《长河》第一卷。桂林明日社正准备出版《长河》第一卷,没料到十四万字书稿被扣,经重庆、桂林两度审查,各有删削,却仍然不能出版。原因是,“从目下检审制度的原则来衡量它时,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转容易成为无益之业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去年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方能发还付印。”这是一九四三年写的《题记》里面的话,“付印”仍然只是设想。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昆明文聚社终于出版了这部小说,因此前屡遭删节,出版时只剩十一万字。第六章《大帮船拢码头》的中间,竟印了一行“(被中央宣传部删去一大段)”的字样。

 

二、“常”与“变”,生活的完整性与“迷信”及习俗

 

小说写的是辰河中部吕家坪水码头及其附近小村萝卜溪的人与事,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秋天。从二十世纪初到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辐射到这偏僻之地,居住在湘西辰河两岸的人的哀乐和悲欢,就和一个更大世界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是封闭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哀乐和悲欢了。从《边城》这个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到《长河》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其性质已经显示出非常不同的特征。

沈从文的立场,粗略看起来好像是地方性的、乡土性的,但他不仅是在整个民族国家的广阔视野里看待和思考地方性、乡土性的问题,而且他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想像,并不与对地方性、乡土性问题的倾心关注相对立,相反,他企望能够在矛盾纠结中清理出内在的一致性。从抗战以来到差不多整个四十年代,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一直盘踞在他的思想中。

生活的完整性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建立起来的,保持和维护生活的完整性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意识和行为,就是在因此而生的一些仪式、礼俗、风尚当中,也自有一份与久远历史相联、与现实生活相关的庄严。

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凡事从俗”;而且这些“繁文缛节”,怎么能够使人从中得到“解放欢乐和严肃心境”,“现代”也不明白。不理解不明白便也罢了,可是“现代”会把这些东西当成“现代”进程的阻碍,所以要改造,要革新,要扫除,要破坏。“现代”的野心,是要占领和覆盖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三十年代湘西的情形,不过是“现代”过程刚刚开始的情形。

说起来,“人与地”的历史,不知要长于“现代”几何,怎么“现代”一来,就那么“权威”、那么“霸道”呢?

 

三、“来了”

 

小说写的人物,枫树坳看守祠堂的老水手,萝卜溪橘子园主人滕长顺和他的小女儿夭夭,吕家坪镇的商会会长,保安队长,主要就是这么几个。

老水手坐在坳上官道旁,听过路人说“新生活”要来了,心里恐慌,就去告知橘子园主人;橘子园主人和商会会长是干亲家,他就来会长这里问情形。会长是个老《申报》读者,二十年来天下大事,都是从《申报》上知道的,新生活运动的演说,早从报纸看到了。

 “新生活”这三个字,在小说中出现了五十次之多,其含义已经大大超过了它本身所是的东西。对于不明白“新生活”是什么的吕家坪人来说,它几乎代表了一切来自外面世界的、给他们的生活和命运造成极大麻烦和灾难的可怕力量,这样的可怕力量这些年来已经制造了湘西世界的混乱和动荡,生活在其中的人民不仅忍受这样的现实,而且时时刻刻感觉着不可知的将来的威胁。

第八讲

《长河》:“常”与“变” (下)

四、“无边的恐怖”

 

橘子园主人的三女儿夭夭,是《长河》里一个特别令人注目的少女形象,偏偏是这么一个人人怜爱和赞美的女孩,被保安队长看上了眼。保安队长也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也许正因为有“现代”教育的资本,才当上了队长。香港的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谈到小说对夭夭和保安队长这两个人物的处理时说:“那样纯真那样俏,心地柔美得像春蚕,一碰就破的夭夭,总是被放在凶神恶鬼,保安队长的旁边;使美善与丑恶碰头,纯洁与肮脏接触,这是《长河》的魄力和焦点。在《巧而不巧》那一章,当保安队长在枫木坳调戏夭夭的情景,简直是无边的恐怖。”恐怖之所以是“无边”的,还因为,夭夭将来的命运究竟如何,不能预知,却能够分明感觉到那近在眼前的“无边”的威胁和危险。

而地方的命运,也正处在“无边”的威胁和危险之下。

另一方面,在不断承受各种力量的挤压和扭曲的同时,地方本身的人事也渐渐露出堕落的趋势,本地民众长久以来的正直朴素人情美,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形,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对此小说着墨不多,也不重,但是留下了忧心的痕迹。

地方的明天,要忧心的不仅仅是各种各样从外面来的“来了”,还有已经开始从内部发生的细微变化。

 

五、“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

 

《长河》的最后一章,是《社戏》。按照往年成例,秋收时节,请戏班子来唱戏,既是酬神,向神还原许愿,也是民众娱乐热闹的节日。人神和悦,既是庄严的、虔诚的,也是活泼的、快乐的。乡村生活的完整性,乡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健康循环,是有赖于社戏这一类的形式来维持的。

沈从文是在切身的现实情境中写社戏,就要把现实的不纯净因素写进来。所以他写戏外的人事和社会情形,具体而复杂。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中,沈从文依然写出了社戏带来的庄严与热闹,虔诚和快乐。特别是,演戏和看戏,都是在宽阔的环境里,在大的自然空间中,而不是在一个狭小局限的人为空间里,这样也就特别能够感受得到,“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

沈从文还特意强调了人与“光景”的未分离性,不过,这种未分离的状态,迟早会被破坏。这个小小地方的朴素的欢乐,自然衬托下的抒情诗气氛,其实正处在大的灾难的包围之中,除了接连不断的地方性动乱,前头还有即将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整个国家民族的大劫已经是步步紧逼上来了。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在大灾难的背景上写酬神娱己的社戏,写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欢乐、虔敬和抒情诗气氛,显示出沈从文笔力的非凡强健。

 

六、与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知心的书

 

《长河》共十一章,写得舒展,开阔,有些散漫,不像《边城》那样精致,却有厚实粗拙的美感。沈从文自己对这本书也怀着特别的感情。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间,他校读文聚社土纸本《长河》,十分细致地加了大量批注,《沈从文全集》所编《〈长河〉自注》,有十二页,这还不是全部,因为有几章的注释缺失了。给自己的作品加注,这在沈从文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注中的大部分,是对方言土语的解释。虽然沈从文的作品一向不避方言,但《长河》运用的数量之多,运用的娴熟自如,以及读者读上去不感觉生分,自然贴切的效果,都是非常突出的。这与它的与父老乡亲谈心的性质紧密关联,与故乡人谈心的语言,一定是故乡的语言。

第九讲

《黑魇》:精神迷失的踪迹和文学理解的庄严 (上)

一、一个勾连紧密的小整体

 

一九四一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烛虚》,收散文和文论各四篇。散文分别是《烛虚》、《潜渊》、《长庚》、《生命》,内容和写法上都与沈从文以前的散文有极大的变化。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翌年一月,沈从文在《当代评论》分三次发表《绿·黑·灰》,二月改以《绿魇》为题在《当代文艺》发表,这是“魇”系列散文的第一篇;此后又有《白魇》和《黑魇》在一九四四年、《青色魇》在一九四六年发表。这四篇散文,承接《烛虚》等四篇的风格,将沈从文的变化进一步放大和显明。

这八篇散文,互相勾连得很紧密, 可以当作一个小整体,强烈而集中地表达了沈从文昆明时期思想、心绪等方面细致入微的复杂状况。因为是对充分个人化、内心化的精神状态的“捕捉性”描述,文风自然不同,蒙蒙不明处难免。所谓蒙蒙不明,不仅指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而且指作者对自己的精神思绪的追踪,及其对这个追踪过程的文字叙述,都有力所不逮的感叹。

 

二、“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

 

《黑魇》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末在云南呈贡乡间写的,先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重庆《时与潮文艺》第三卷第三期,又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八月《知识与生活》第八期,《沈从文全集》据《知识与生活》编入。《题〈黑魇〉校样》中有这么一句话:“这个写得很好,都近于自传中一部分内部生命的活动形式。”

《绿魇》第二部分“黑”,先写这个院落及其主人的历史,“我觉得什么都好,最难得的还是和这个房子有密切关系的老主人,完全贴近土地的素朴的心,素朴的人生观,不提别的,单就将近半个世纪生存于这个单纯背景中所有的哀乐式样,就简直是一个宝藏,一本值得用三百五十页篇幅来写出的动人故事!”再写来到这里租住的一批批客人,大学教授,学习音乐的女孩子们,艺术家夫妇,从爱情得失中产生伟大感和伟大自觉的诗人,迁进迁出,轮换更迭。沈从文在这一部分结束时作偈:“……日月运行,毫无休息,生命流转,似异实同。惟人生另有其庄严处,即因贤愚不等,取舍异趣,入渊升天,半由习染,半出偶然;所以兰桂未必齐芳,萧艾转易敷荣。……因之人生转趋复杂,彼此相慕,彼此相妒,彼此相争,彼此相学,相差相左,随事而生。凡此一切,智者得之,则生知识,仁者得之,则生悲悯,愚而好用者得之,必另有所成就。不信夙命的,固可从生命变易可惊异处,增加一分得失哀乐,正若对于明日犹可望凭知识或理性,将这个世界近于传奇部分去掉,人生便日趋于合理。信仰夙命的,又一反此种人能胜天的见解,正若认为‘思索’非人性本来,倦人而且恼人,明日事不若付之偶然,生命亦比较从容自由,不信一切惟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单纯庄严处,有时竟不可仿佛。至于相信一切的,到末了却将俨若得到一切,惟必然失去了用为认识一切的那个自己。”

在这“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中,沈从文自己是更近于“信仰夙命的”,但是,虽然认为“思索”非人性本来,此时他自己却正陷入苦苦的“思索”中而不可自拔。这种状态在整个四十年代一直困扰着他。

因现实的刺激而生的痛苦,由自己的“思索”而来的苦恼,交相纠缠他那颗敏感而孤单的心灵,幸好有这样的家庭生活,它的有序、活力、欢乐、朴素,是大大的安慰。

 

三、精神迷失的踪迹

 

人事中的“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或相仇”,是他的作品的基本内容,是他的作品所叙述的生活情形;他所关心的,是在这样的内容和情形中所产生的“哀乐得失”。但是,在这一段表述中,沈从文不是说自己的作品写了“哀乐得失”,而是说,“用它来教育我,折磨我,营养我”,在这个过程之前,还有一个对人与事去“明白”、“理解”、“分析”的过程。 生活世界和人事哀乐是怎样进入文学的?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绝不是他要写什么就写什么了,而是必须经过作家主体和生活世界的互相融入,这个过程,有深的快乐也有深的痛苦,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教育”、“折磨”、“营养”的主旨,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方能继续工作”,产生出文学。去掉或忽略这个过程,作家固然可以免受“折磨”,但他也得不到“教育”和“营养”,没有深的痛苦也没有深的快乐,由此而生的文学,无所用心,自然也就常常是无关痛痒的。

由此我们多少可以明白一点点,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在四十年代,他为什么要那么痛苦;他为什么不去写他的“文学”,而为现实和时代如此困扰。

现实的种种使沈从文看出可怕来,这个可怕,是整个民族的,他仿佛看见这样的现实发展下去,会“为民族带来一种什么形式的奴役”;而且,“还有更可怕的,是这个现实将使下一代堕落的更加堕落,困难越发困难”。就是在这样危机的情境中,他虽然明明“不知向谁呼喊”,可还是发出了呼喊。

沈从文是诚实的,他坦白自己精神上的迷失和没顶。

第十讲

《黑魇》:精神迷失的踪迹和文学理解的庄严 (上)

四、沈从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若果由我笔下写出,可就会以为是讽刺了。……照实写下来,就不可免成为不美观的讽刺画了。我容易得罪人在此。这也就是我这支笔常常避开当前社会,去写传奇故事原因。一切场面上的庄严,从深处看,将隐饰部分略作对照,必然都成为漫画。我并不乐意做个漫画家!”沈从文在四十年代小说创作数量的大大减少,也和他“不乐意做个漫画家”有直接的关系。

从这里,我们可以探讨沈从文文学理解的又一个方面,并且从这个方面探讨沈从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什么能够进入文学,什么不能够进入文学,对沈从文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特意强调他的笔要“避开”什么,也就是强调他的文学不能是什么。

沈从文的文学对于“无剪裁的人生”,“无章次”的“真实”的逃避,其实是一种坚持:“我总以为做人和写文章一样,包含不断的修正,可以从学习得到进步。尤其是读书人,从一切好书取法,慢慢的会转好。”持这样一种朴素的观念,文学自然就要有它的剪裁,它的章次,它的标准,它的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发展到目前,在沈从文看来,到了需要认真分析它的得失的时候。文学不能沦落为商业和政治的雇佣,却必须得有根本性的担当;黑夜仰望苍穹,可见细碎的星子,文学就得如星子,得有光明,哪怕是“细碎的光明”;它得包含“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它得是未来的种子。

 

五、“美不常住,物有成毁”与“信仰”

 

驹那罗王子的故事,既是“美不常住,物有成毁”的故事,也是“信仰”创造奇迹的故事;它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也是一个单纯的故事。在叙述完这个故事之后,沈从文说,“信仰”,有它永远的意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仰”呢?这当然与眼前的现实密切相关。“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明确而单纯的新的信仰,去实证同样明确而单纯的新的共同愿望。人间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用童心重现童心。而当前个人过多的,却是企图用抽象重铸抽象,那种无结果的冒险。社会过多的,却是企图由事实重造事实,那种无情感的世故。情感凝固,冤毒缠绕,以及由之而生的切齿憎恨与相互仇杀。”

回到为孩子讲这个故事的家庭情境中来,主妇目光仿佛是说,“王子眼睛被恶人弄瞎后,要用美貌女孩子的纯洁眼泪来洗,方可重见光明。现在的人呢,要从勇敢正直的眼光中得救。”讲故事的人补充说:“一个人从美丽温柔眼光中,也能得救!”这当然指的是主妇的眼光。主妇平和、宽厚的性格,照例的沉默与微笑中所包含的同情、容忍、保留、坚韧,当然还有那美丽温柔眼光,至少能够让被社会的大现实和个人痛苦的思考弄得焦头烂额的讲故事人,在家庭的小环境中,轻松安稳下来。

第十一讲

“呓语狂言”:一九四九年 (上)

一、各种文字材料及其复杂性

 

在一九四九年间,沈从文自己留下了各种文字材料,一九九六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曾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呓语狂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的这部分内容大为丰富,主要有:(一)、书信和零星日记,编入第19卷;(二)、自白性文字《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等,编入第27卷;(三)、三首长诗,除上文提到的两首,还有作于五月的《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编入第15卷;(四)、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零星杂感,编入第14卷的《艺文题识录》中。我们沿用《从文家书》的命名,把沈从文生病期间的文字称为“呓语狂言”;我们来分析他的“呓语狂言”,特别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性:

(一)、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既是外界强大压力刺激的结果,也是他个人精神发展所致。绝不能轻估外界的压力及其罪责,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沈从文自身精神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四十年代以来精神上的求索、迷失和痛苦;(二)、“精神失常”的“呓语狂言”,到底能够揭示出什么样的自身状况和时代状况?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三)、我们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

 

二、神经已经发展到“最高点”上

 

一月初《题< 绿魇 >文旁》三段文字的最后一段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最高点”,也即是说,再下去,就要出问题,毁或者疯。沈从文清醒如此。“我应当休息了”,“休息”,指的是死。

不承认自己的“疯”,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肯明白敢明白”,“都支吾开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

 

三、“悲剧转入谧静”,“大悲”

 

    自杀遇救后,沈从文的反应似乎不像此前那么激烈了,表面上张力好像松弛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悲剧转入谧静”。他在“谧静”中分析自己,检讨自己。“疯狂”,似乎也是“谧静”中的“疯狂”。

能够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沈从文用了红楼梦的比喻。“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在“慈柔”和“大悲”的心境中,他又叹息了:“阳光依然那么美好,温暖而多情,对一切有生无不同样给以温暖和欣欣向荣的焕发情感。我却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唉,多美好的阳光!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为什么就恰好到这时节在限制中毁灭?”“我心中很平静慈柔。记起《你往何处去》一书中待殉难于斗兽场的一些人在地下室等待情形,我心中很柔和。”隔院留声机放出哭泣声,而旁边放送者却发出笑语,“人生如此不相通,使人悲悯。”

第十二讲

“呓语狂言”:一九四九年 (下)

四、“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

 

“吾丧我”;可是沈从文还在“搜寻”,他没有放弃。在“疯狂”中,他差不多可以说始终存在着“自毁”的冲动,但也一直试图着恢复过来。六月底,他甚至抱病写完了《中国陶瓷史》教学参考书稿。试图恢复的意志渐渐占了上风。

八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九月八日,致信丁玲,此举可以看作是把自己从疯毁中救出的主动性行为。他在主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不致崩溃到无可补救,主动寻求恢复,并且试图创造新的事业了。

 

五、“疯狂”与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缘由

 

我们很容易把沈从文的“疯狂”视为外力逼压的结果,当时的事实也很容易为这种看法提供有力的证据;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左翼文化人的激烈批判使沈从文心怀忧惧,忧惧的主要还不是这种批判本身,而是这种批判背后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一九四九年沈从文的“疯狂”,这些因素都是直接的,确实难逃其咎。这一罪责,无论怎样追究都不过分;何况我们也并没有怎样仔细清理过其中的缘由。

另一方面,从沈从文自身的思想发展来说,也有其内在的缘由。他自己说到于“群”之外“二十年”的“游离”,是“病根”。我们从比较明显的思想征兆来看,至少需要追溯到四十年代前半期沈从文在昆明写作《烛虚》、《潜渊》、《长庚》、《生命》和《绿魇》、《白魇》、《黑魇》、《青色魇》诸篇什的时期;抗战胜利回到北平后,又发表《新烛虚》(后改名为《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从现实学习》等文章,从而使得这种思想状况延续贯穿了整个四十年代。

  

六、文学

 

基本上可以说,在新的时代里,沈从文的身份不再是一个作家了。但是,“跛者不忘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常常想到创作,甚至很努力地去尝试着写了一些东西。

更堪玩味的是,在他并未有意识地当作文学而写下的大量文字(主要是书信,还有检讨、交待、旧体诗等)里,反倒保留了比同时期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更多的文学性。在特别时期,正是在“私人性”的写作空间里,“私人性”的情感和思想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和存在,才保留了丰富的心灵消息,文学也正是在这种空间里才得到庇护和伸展,能够对时代风尚有所疏离和拒斥。《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得他一九四九年起的大量书信这样一种“潜在”的写作文本集中面世,至少使得那一长时期的文学史变得不像原来那样单调乏味,仅就此而言,便不可以说沈从文的作家生涯到一九四九年就已经结束。书信这种典型的“私人性”写作空间,为通常的文学史所忽视,可是对于特殊时期的文学史有特殊的意义。就连沈从文的“呓语狂言”,也可以看作是特殊的文学文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七、恢复,新生

 

沈从文最终从“疯狂”中恢复了过来。恢复过来,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就此加入到“群”中,加入到时代潮流中,顺势而动,与众浮沉?简单点说,是不是一个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的“狂人”,当他不再“狂”了,就变成了一个泯灭了自我的庸众中的一员?

沈从文的恢复,也正是意义重大的新生。恢复不仅仅是恢复了现实生活的一般“理性”,变得“正常”;而且更是从毁灭中重新凝聚起一个新的自我,这个新生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进而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从表面上看,这个新生的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像“疯狂”时期那么决绝和激烈了,其实却是更深地切入到了现实中,不像“疯狂”时期,处在虽然对立然而却是脱离的状态。

这个新生的自我是从精神的崩毁中痛苦地诞生的,惟其经历了崩毁,他的诞生才越发痛苦,而一旦诞生和确立起来,就将是难以动摇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可为新生证实。他在这个后半生,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从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绝不是明哲保身的庸俗哲学所理解的人生取舍,这种哲学,看不到极端痛苦的精神崩毁,看不到从崩毁中极端艰难的新生,当然更看不到这个新生自我平凡朴素外表下的生命的安定、丰富和辉煌。

第十三讲

土改家书:从个人困境体认历史传统中的“有情” (上)

一、简单的引言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沈从文随同北京的土改团,启程参加四川农村土地改革。前后四个多月。

他内心里还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希望借此亲身参与历史变动的机会,尝试寻找与新时代相结合的文学方式,重新开始写作,恢复自己用笔的能力。

土改的四个多月,沈从文写了大量家书,对他此行的经过、闻见、感触、思想,有细致详尽的描述,为了解此一时期的沈从文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书信所包含的信息涉及诸多方面,丰富复杂,不可简慢对待。在这里,我们并不全面处理此期的全部书信,只选其中夜读《史记》的一封,参照其他信件,来体会他这个时期的情感和思想。

 

二、声声入耳

 

这封信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写的,这天是旧历腊月二十九日,前一天沈从文的信中就说到过年,但他过年的方式是:“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

隔壁的夜骂,其实他早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就向家人报告过了。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日信又说到隔壁老夫妇每夜必吵架,而白天不声不响,“生命如此真可怕”,“只有左拉有勇气写它,高尔基也写过它。”“从争辩中可见出生命尚极强持,但是白天看看,都似乎说话也极吃力,想不到在争持中尚如此精力弥满,且声音如此刚烈,和衰老生命恰成一对照,奇怪之至,也可怕之至。因为理解到这种生命形式如何和一般不同,实在令人恐怖。”

打骂老鼠也好,骂丈夫和孩子也好,夫妇吵架也好,沈从文不厌其烦地写这些,为什么呢?只是要抱怨影响和干扰了自己吗?如果完全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那么这些东西就只是自己生活的环境,不免就会从是否于自己有利来做出评价;如果不那么自我中心,就会意识到,这也是生活,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沈从文对这种生活在不同的时刻感受有差别,但意识到这本身是一种生活,需要去理解这样的生命形式,则是一致的。哪怕这种生活和生命形式可怕到只有左拉和高尔基这样的作家才有勇气写它。事实是沈从文这个被认为是“唯美”的作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到这种令人难受的声音。

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生命形式,非但不风雅,而且可能是可怕的、痛苦的和沉重的。有意味的是,在遭遇了这样的生活之后,他说“这时读杜甫,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什么“好处”?“切题处”在哪里?他没有说下去;那么这次他在“两面夹击”情形下读《史记》,会读出什么来呢?

 

三、对新兴文学的意见

 

他是先看“新书”的,可是只看了一会儿;如果说是“目力”不济的原因,那看《史记》也应该存在同样的问题,或许那个《史记》选本的排印比“新书”节省“目力”?但他能够在油灯下“反复来看”,以至“度过长夜”,看来还主要是“情调”的原因。

“新书”怎么就“情调”不符呢?这里的“新书”具体是哪一本或哪几本,不能确指;但这一时期沈从文书信中多次谈到的“新书”,指的就是与当时形势结合紧密的土改文学,范围再大一点,是指符合新政权意识形态要求的新兴文学。

在根本上,不能和自然结合,不能和历史结合,是因为缺乏“有情”。什么是“有情”?

接下来读《史记》,核心感受就是谈这个问题,也是这封信的关键。

第十四讲

土改家书:从个人困境体认历史传统中的“有情” (下)

四、“有情”与“事功”

 

为什么谈“有情”要在与“事功”的矛盾纠结中谈呢?一月二十九日致张兆和信,说:“管仲、晏婴、张良、萧何、卫青、霍去病对国家当时为有功,屈原、贾谊……等等则为有情。或因接近实际工作而增长能力知识,或因不巧而离异间隔,却培育了情感关注。想想思想史上的事情,也就可以明白把有功和有情结合而为一,不是一种简单事情。因为至少在近代科学中,犹未能具体解决这件事。”为什么要把“有情”和“事功”合而为一呢?“政治要求这种结合,且作种种努力,但方法可能还在摸索实验,因为犹未能深一层理会这种功能和情感的差别性。只强调需要,来综合这种‘有情’于当前‘致用’之中,是难望得到结果的。”

这就明白了,沈从文要谈的不是一个于自己于当前无关的理论问题,而是他自己正遭遇的思想和文学上的困境。政治要求“事功”,要求“致用”,甚至以“事功”和“致用”为标准和尺度,“有情”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符合这个尺度,就可能被判为“无能”和“无知”。沈从文认为应该先“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那是把“有情”和“事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以一方来衡量、判断、甚至是裁决另一方;但政治未必如此。

 

五、作者生命的“分量”、“成熟”、“痛苦忧患”

 

与“痛苦忧患”相关,与作者生命“分量”相提并论的,是作者生命的“成熟”。“成熟”这个词,沈从文在这里也不是随意写下的。他自觉此时生命储蓄的能量已经达到饱满的状态,只要条件许可,就可以化为创作。

“有情”从哪里来?由痛苦而成熟而“有情”。而现实中却缺乏这种“有情”,亦即缺乏“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为什么呢?沈从文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他说,“似乎是因近三十年教育的结果,有些感情被滞塞住,郁积住。又似乎因教育分科,职业分工,这些情感因过去和学业和职业的现实需要都不合适,在适当年龄中不曾好好培植过,也即始终不能得到好好发展机会,而逐渐使这类机能失去作用。”也就是说,现代教育在情感的培养上可能存在缺失;“又似乎这种对一切有情的情形,本来即属于一种病态的变质,仅仅宜于为从事文学艺术工作者所独具,而非一般人应有的。”即便是对一切“有情”只宜于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所独具,以此衡量眼前的文学艺术及其从业者,“有情”也实不多见。

 

六、简单的结论

 

经过这样的释读,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概括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当沈从文深陷困境的时候,他自觉地向久远的历史和传统寻求支撑的力量。他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文学的困境和个人的现实困境,这两个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一体的。他的文学遭遇了新兴文学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他个人的文学无以应付,就是他个人的文学所属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遭遇尴尬,也就是说,他也不能依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来应对新兴文学;况且,他个人的文学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的主导潮流,也并非亲密无间。但他又不愿意完全认同新兴文学和新时代对文学的“事功”“要求”,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来救助和支撑自己。一直隐伏在他身上的历史意识帮助了他,他找到了更为悠久的传统。千载之下,会心体认,自己的文学遭遇和人的现实遭遇放进这个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可以找到解释,找到安慰,更能从中获得对于命运的接受和对于自我的确认。简单地说,他把自己放进了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之中而从精神上克服时代和现实的困境。

第十五讲

文物研究:后半生与历史文化的长河 (上)

一、另一条长河

 

汪曾祺说他的老师是“水边的抒情诗人”, 但是,这个“水边的抒情诗人”不可能一直生活在“古典”的印象和怀念里,他同时得在现实和现代中生活,他的家乡和河流也得经受现实和现代的风雨。他的“抒情”却不能不沉重起来,充满了忧患和焦虑。

一九四九年,他割舍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研究,拓开了另一块安身立命的领域。

不过,“抒情”、“诗人”这样的字眼,因为通常的使用而容易误解,如果理解一偏,恐怕致使对沈从文后半生命运的艰难困苦,对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学术严谨性及其价值,估计不足。所以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去看他的经历,他的思想,和他的工作。

在这里,我们选他的三篇文章,联在一起看,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线索。一篇是《抽象的抒情》,一九六一年七、八月写的,未完稿,收在《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一篇是《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写,是文革中的一份申诉材料,收在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篇是《曲折十七年》,一九八一年四月写,本来打算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后记,但后来该书后记却经过了大幅度的压缩。依据手稿整理而成的《曲折十七年》也收在全集第二十七卷。

 

二、“他不写,他胡写”,都“完了”

 

一方面,沈从文选择不做专业作家,不到作家“队伍”中去;另一方面,“跛者不忘履”,他个人又进行了较长时期的文学创作试探,但这个试探很不成功。前者即已表明,他对自己的文学理解和时代的文学要求之间的距离,有相当清醒的认识;而他在未能忘情的心态下进行的文学试验的失败,更使这种认识深化、具体化,而且从创作的痛苦中亲证问题之所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了《抽象的抒情》。《抽象的抒情》是非常理论化的对文学、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思考,没有一句谈到自己,但是如果仅仅把它当成不切己的理论,就不免会看轻它的价值。沈从文是在切肤之痛中谈论加在他的命运之上、关系他人生转折的重大问题。

在文学艺术领域里,他写或者不写,都“完了”。如果不想这么“完了”,就必须能够跳出这一“控制益紧,不免生气转促”的领域,干脆不做非此即彼其实结果都一样是“完了”的选择,而去寻找和建造另外的安身立命之地。

 

三、“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

 

沈从文是一九四九年八月由北大国文系转到历史博物馆的。

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从外在的现实环境考虑,当然是“逼上梁山”;但从他自身来说,也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

在自传里,他描述和分析了美术、工艺美术与自己的深切关系。他说,“我有一点习惯,从小时养成,即对于音乐和美术的爱好”,“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个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小市民层生产并供给一个较大市民层的工艺美术,色泽与形体,原料及目的,作用和音乐一样,是一种逐渐津入寂寞生命中,娱乐我并教育我,和我生命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的。”

他无从受到严格的美术训练,却发展了爱好和理解,这种爱好和理解“有一点还想特别提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

第十六讲

文物研究:后半生与历史文化的长河 (下)

四、“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沈从文在博物馆的工作和经历,实在说起来——和他自己对文物的热爱分开来说——是非常不“抒情”的。

去库房和陈列室与大量实物进行实际接触,这样一种实践和在实践中的提高,使沈从文得出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的见解和主张。沈从文的这种“方法论”上的自信,和日常的勤苦工作,促使他对文物研究产生了事业性的抱负。“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说到底,是因为有这种事业性的抱负。

沈从文对文物研究的选择,是在特殊的时代压力下做出的,其中却也包含了他个人孤独的努力和追求。这种孤独的努力和追求之不被理解,更凸现出其坚持的艰难和可贵。

 

五、一部著作,十七年“离奇”经历

 

沈从文在博物馆三十年,以文字和图像留下来的各类成果,已经相当丰富。而他得以系统地完成的,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巨著,成为中国古代服饰这一专门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也是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成就。

经过重作校核删补,本可望很快出版,却“由于政治大动荡已见出先兆”,拖延下来。文革开始后,这份待印图稿就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术毒草,沈从文也因此接受审查。

下放这两年,沈从文最焦虑的,就是他计划中的许多文物研究工作无法进行,手头没有任何书籍和资料可用。这个时期他试探着写了大量旧体诗,有时候甚至想,不能进行文物研究而创作旧体诗,或许是自己不得已的第三次改业。但他其实已经无法放弃文物研究。没有文献、图像和工具书可用,就凭记忆来做。

沈从文一九七二年获准回京治病,此后以不断续假方式留在北京,一个人在一小间屋子里进行对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图稿的修改增删,和其他文物研究工作。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著作数易其稿,后来在出版上还是多经周折,直到一九八一年九月,才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印行。这一年沈从文是七十九岁。

 

六、他爱这条长河,爱得深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论与水的关系之密切、写水写得多而且好,大概要首推沈从文。沈从文衷情的水,是流动的水,是不息的河流。沈从文的“水边抒情”,常常是和对历史的领悟联在一起的。“历史”是沈从文喜欢说的一个词,而且常常就是在对水的“抒情”的时候,这个词就出现了。 “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

时间流转如水,逝者如斯;过往的岁月里,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历经冲刷淘洗之后,仍然得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留。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来“还原”各种存留形式的生命和情感,“恢复”它们生动活泼的气息和承启流转的性质,汇入历史文化的长河。“一个人不知疲倦地写着一条河的故事,原因只有一个:他爱家乡。”如斯言,一个人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写着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原因只有一个:他爱这条长河,爱得深沉。

 

阅读和研究书(篇)目:

 

1、《沈从文全集》,1-3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沈从文别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3、《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4、《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5、《长河不尽流》,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6、《沈从文印象》,孙冰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

7、《晚翠文谈新编》,汪曾祺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8、《午城门下的沈从文》,陈徒手著,见《人有病  天知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9、《沈从文年表简编》,沈虎雏编,见《沈从文全集》附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

10、《沈从文传》,凌宇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

11、《凤凰之子·沈从文传》(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金介甫( Jeffrey Kinkley )著,符家钦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12、《“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吴立昌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13、《从边城走向世界》,凌宇著,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

14、《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金介甫著,虞建华、邵华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5、《沈从文小说新论》,刘洪涛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6、《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王德威著,此为作者《现代中国小说十讲》的第四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由启蒙向民间的转向:〈边城〉》,陈思和著,此为作者《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的第六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18、《〈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像和现代想像》,吴晓东著,载《视界》第12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9、《沈从文:文学与政治》,贺桂梅著,此为作者《转折的时代》一书的第二章,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

20、《狂人康复的精神历程――1949年后沈从文的心灵线索》,刘志荣著,为作者《潜在写作:1949-1976》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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